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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日，北京市上调了非居民的垃圾处理费，从过去的每吨25元调整为300元。之前每吨25元的垃圾处理费从1999年就开始执行至今，但在市政部门的账本里，生活垃圾处理成本已经是收费标准的16~20倍。
25元到300元的涨幅不算小，在政府部门看来，尽管这次调高垃圾处理费还不涉及居民，但还是希望运用经济手段，发挥价格倒逼机制，最终在全社会实现垃圾减量化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早已在业界被倡导多年的垃圾分类话题又一次浮出水面。这一次，垃圾处理费的走高会不会真正将垃圾分类进行到底？
早在1993年，《北京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就规定：“对城市生活废弃物，逐步实行分类收集、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这是有据可查的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最早的公文。如若从这则条例算起，垃圾分类在北京提出已有20个年头。在这之后，垃圾分类在北京等城市步步升级：1997年一些小区开始试点垃圾分类；2000年，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被有关部门冠名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2010年4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共同组织编写了《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鼓励将生活垃圾分类。
从最早的条例出台至今，垃圾分类已经走过20年，但据记者调查，分类的效果并不理想，即便是那些垃圾分类的示范小区内，“未归类、随意扔”的现象依然存在。
垃圾分类走不动，投入不够还是管理多头
20年间，相关部门在推进垃圾分类的进程中投入不少。具体到老百姓的感受是，很多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居民们都曾数次收到过居委会免费发放的3只家庭用垃圾分类桶。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城市垃圾处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徐海云曾表示，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在推进分类的过程中“投入应该是巨大的”，但他也特别指出，巨大投入的背后，分类的效果微乎其微。
记者在走访北京市一个拥有3700户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时发现，每座居民楼下的垃圾集中投放处，均配备有绿、蓝、黑3色垃圾桶，分别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按照政策的设计初衷，给居民家发3个色彩不同的垃圾桶，居民可以对垃圾进行分类，扔垃圾时再对应地扔到相同类别的垃圾桶，这样就实现从居民家中到社区收集之间的分类。
用于垃圾分类的政府性资金都从哪里来？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宣传处表示，这些分类垃圾桶等设施所需费用，按比例由各区相关部门出一部分，待考核合格后，市级机构再补贴一部分。
北京市海淀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垃圾桶等分类设施是可以从市政府得到补贴的，但后期的维护费用则由各街道负责。每年发放垃圾桶的数量也并不相同，以小区的占地面积和人口规模为标准。北京市西城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也表示，该区每年需配备的垃圾桶数量有好几千只。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这些以分类为目的的垃圾桶却难以做到物有所用。东城区一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负责垃圾收集的工作人员说，小区大多数居民扔垃圾时并未进行分类。
据记者观察，大部分居民扔垃圾时都对桶上的分类标示熟视无睹。该小区的垃圾清运人员解释，一般需要垃圾分拣员再对垃圾进行分类，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工作难以按照要求完成。这个有3700户居民的小区只有27名垃圾分类员。
这并非个别现象。据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宣传处负责人介绍，有了分类桶，但居民不进行分类的现象十分普遍。造成垃圾分类效果不佳的原因，似乎并非因为政府在分类推广上重视不足。北京市海淀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海淀区一共611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仅仅分类宣传推广费用每年支出就有100万元。而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宣传处负责人也表示，他们已经在社区开展了100多场相关的分类讲座，也设立了专门的垃圾分类网站，多渠道向市民宣传垃圾分类。
但是，亦有环保人士质疑此类宣传方式的实际效果。一家民间组织的负责人陈立雯说，此类讲座参与人数少，效果不佳。她认为，现在垃圾分类缺少整体管理，仅仅局限于垃圾桶等硬件设施的配套，而相关的分类知识不能向居民进行有效传递，同时监管措施匮乏，最终造成了一堆垃圾怎么也分不开的状况。
也有专家分析了更深层的原因。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弃物研究所所长王琪，目前垃圾的管理权限和职责很分散。“整个生活垃圾的收集和处理行业，属于住建部管；资源再生这部分政策制定属于发改委管，行业监管属于商务部管；污染控制属于环保部管。”多头管理下，效率不高，成效不明显。
此外，尽管我国每年垃圾处理的投入都在大幅增长，但总体仍处于较低的水平。王琪列举了一系列数字证明：2009年住建部的数据显示，垃圾处理的投入共73亿余元，以目前每年垃圾产生量1.6亿吨计算，我国每吨垃圾的处理费用仅为46元；同一指标在2011年的日本是2000元。
垃圾究竟该如何分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其实很多居民不是不愿意对垃圾进行分类，而是垃圾种类太多，搞不清该如何区分，哪些可再生，哪些能回收。王琪在一次“生活垃圾处理环保科普沙龙”上说，自己曾经做过垃圾分类测试题，一共4道，错了两道，“我是研究这个的，对垃圾的分类都会出错，其他人可想而知”。
到底应该如何制定分类标准，又该如何推行，各界人士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解决之道是简化分类标准。致力于垃圾分类的环保志愿者黄小山说，鉴于当下的垃圾分类不可能单纯依赖公民素质的提高，由公民自发进行分类，不妨降低分类门槛，仅仅让公民将自己的垃圾分为“干湿”两类，然后由专门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类。
据黄小山介绍，在北京六环以外的一些社区运行的“绿房子”项目，就是基于这种思路设立的二次分类项目。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已经运行接近3年，基本可以做到厨余垃圾减量1/3，相应地节省了运费、填埋费以及渗滤液的处理费。
除简化分类以外，有业内人士的观点“更进一步”，认为前期分类没有必要。经营一家能源公司的汤广武认为，前期分类并不能够真正满足企业的分类需要，企业往往不得不重新进行分类。他的企业是将生活垃圾在厂内分类处理后，制成固体燃料。从他的需要来看，并不需要在家居环节进行垃圾分类。
在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宣传处负责人看来，当下的垃圾分类标准“不难理解”，目前是按照用途分类，而非按照材质，“简单点说，能卖钱的就是可回收的，绿色有机的就是餐厨垃圾，剩下的就是其他垃圾”。
然而这种看似简单的垃圾分类标准，要得到真正推行却是异常艰难。不过，在同一小区内，还有精细化分类同时存在着。
“500ml饮料瓶8分，5L油壶4毛，易拉罐分为铝铁两种，铝的1毛，铁的不值钱，纸板一公斤5毛，报纸1公斤8毛……”在北京市一个小区的废品回收点，一位中年人介绍了废品价目表。只需一眼，他就能给出不同材质易拉罐的价格。在他装废品的三轮车上，纸板、泡沫等均被分门别类码放整齐。
有专家认为，当前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在制定上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疏漏：真正的垃圾分类实践者，也就是那些从事废品回收职业的人，并未参与标准制定，而标准的制定者又对实际的垃圾分类情况缺少亲身体验，最终造成不懂行的教懂行的怎么进行垃圾分类的局面。
王琪说，目前的生活垃圾处理缺乏国家战略层面的技术路线。“应该将各种技术的优先顺序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比如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这样能减少各种争论。”
绕不过的“钱槛”
一些专业人士纠结于垃圾的分类标准，但也有专家指出，垃圾分类从来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要解决垃圾分类难以推进的问题，除去优化分类标准外，还可以采用一些奖惩方式，加以促进。2012年3月开始生效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并无针对市民垃圾分类不规范的处罚措施。
“可以说，现在100个人中，99个没有进行垃圾分类，难道处罚99个？”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宣传处负责人对以处罚来敦促垃圾分类的方式并不认同，“反过来，对分类做得好的进行鼓励也不可行，我们之前都已经测算过。”
“当下垃圾处理的各个环节理应并重，要真正解决垃圾分类的问题，必须把投放、收集、运输、处理整个链条打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城市垃圾处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徐海云说。当下的厨余垃圾处理仍处于研发阶段，就他所评估过的几个研发项目而言，厨余垃圾分类试点从收集、运输到处理的成本在每吨2000~4000元左右。“这种处理方式绝非低碳、环保。”他补充道。
北京阳光盛景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称，他们公司研发的餐厨垃圾处理设备，可以做到餐厨垃圾在小区内源头化处理，生成饲料和肥料的同时，阻止泔水猪、地沟油现象的产生。不过，他也坦承：“从后期产出物中得到的经济价值少之又少，社会效益远超经济价值。”
黄小山的“绿房子”项目，也在寻找一种公益与商业综合投资的思路。当下，除去他本人义务投入时间、精力外，该项目在资金上已投入100万元。对于到底处理一吨垃圾需要多少成本，黄小山并未透露，称“主要是人工费用。”
“我们将生活垃圾处理之后，产生的生物质燃料，售价只是成本的二分之一。”企业主汤广武坦言，当下垃圾处理的经济压力很大，认为靠政府提供经济补贴方可维持。
但是，这种不计成本的分类处理是否可以大规模推行，尚且存在异议。“把现在所有养殖场产生的禽畜粪便制作的现成有机肥加起来，我们的土地还是承受不了，更没有必要使用由这种垃圾高成本生产而成的肥料。”徐海云认为任何垃圾处理方式的选取都必须尊重经济规律。
据调查，不仅分离之后的厨余垃圾处理存在费用过高的问题，即便是可由废品回收处直接回收的纸板、饮料瓶等物也面临成本上涨，利润降低，生意难以为继的窘境。一旦在终端缺少垃圾处理的经济动力，以此为源头的垃圾分类也就摇摇欲坠。
“我跟老公辛苦一天赚不了100元，还不如打工，干这个就是为了时间灵活，可以照顾孩子。”在北京一居民小区的门外，一位从事废品回收的人说，“2008年奥运会过后，废品价格几乎全部变成原来的一半，再加上油价不断上涨，我这一车共20吨，送到五环外的集中回收点，光油费就得八九十元。”
另一位废品收购人员话语间也透出焦虑：“我儿子嫌累，赚得又少，半年前就不干了，打工去了……我们这些运废品的车辆，晚上11点之后才能在市里跑，不然扣分，卖完废品回到家得凌晨4点，年轻人受不了这个苦。”
很多受访专家也认为，采用经济手段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较为困难，但却是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在一次论坛上，徐海云道出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上不得不迈过的“钱槛”：“垃圾处理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成本、经济问题才是关键。”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戴星翼告诉记者，目前小区生活类垃圾分类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居民自觉度不高，环保意识和垃圾分类的要求不匹配；二是过度依靠政府投入，缺乏社会力量的动员；三是相关法制建设滞后。
“日本在垃圾分类方面有很多可借鉴之处。”戴星翼说。日本政府建立了一套合理垃圾分类回收模式。政府下设环境科，专门回收处理小区的垃圾，每户居民家都有一本“垃圾回收日历”，居民按照规定的日期、地点，把分好的垃圾放到指定的位置。这种系统化、制度化的回收模式，从设计到实施，十分细致。
面对我国小区生活类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戴星翼提出几点建议。首先，要重视环保理念的普及教育，“我们之前低估了困难，应把理念教育提高到人的现代化发展高度，使之与现代化城市相匹配。”其次，要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如志愿者、学生。最后，应加强立法、执法。
“政府的监管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可以形成一个规则：政府与小区签合同，垃圾达到验收标准，环卫部门就可以低价甚至免费回收小区的垃圾；否则，就提高回收的价格。”戴星翼建议道。
本报北京1月5日电
实习生 高晓东 本报记者 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