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一种“新税知”

    2013年，对于我国税收乃至经济发展，无疑是一个历史性节点。这一年，发生的重要事件不少，其中，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向全国铺开，预示又一次重大税制改革揭幕。而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税收改革也有了新靶心。这更使得税收工作的一举一动备受瞩目。

    回溯1994年税制改革，从增值税中划出营业税，符合当时情势，具有可行性。历经20个年头，“当时”变成“过时”，有关税制的“权宜之计”必将代之以“长久之计”。营改增本质属于制度的体系性归位。

    税收安全攸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深刻的教训。营改增顺利实施，后续一系列改革综合配套，努力放大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能量，把有碍国运民祉的系统性风险归零，正是税制改革乃至各项改革事业的“最大红利”。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比重变化，从第一产业到第二次产业再到第三产业，此消彼长，最终意味着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上升。工业化的重镇是第二产业。营改增带给第三产业利好，更让第二产业受惠，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与我国主导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密切相关。况且经受国际金融危机洗礼后，人们对实体经济又有了新的认识，从产业结构来看，回到工业化仍不失为明智之选。

    现代化也意味着公民权利的凸显。如果说作为间接税的增值税制的完善更能体现工业化的内在需求，那么作为直接税的所得税制进一步启迪对人的现代化的思索。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给予了特别关注，工资薪金减除标准的提高一度成为热点事件。表面上似在关心税负；深度解读，实则隐喻税收的特质，而这正是现代化的根本命题。天时地利人和，任何现代化最终是人的现代化。从传统中国转型为现代中国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个人所得税这个词本身就很别致，给人丰富的联想。分解开来，有“个人”因素，有“所得”因素，而落脚点恰恰是“税”，三者结合在一起，表明什么？税收之本在于人本身。思想拘泥于教科书的一些过时论断，显然有问题，“新税知”是一个反思理论前提的过程。美国法学家霍尔姆斯和桑斯坦把税收视为权利成本，认为自由依赖于税的观点，很有启发意义。税收是人本的，而非物本的，“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