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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元旦，在杭州郊区的南湖边上，法学教授范忠信双腿跪地，爬行了一公里。
“如果不爬都对不起我的名字。”他说。
一年前，这位法学学者打赌：“2013年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而赌注，则是“输了罚自己爬行一公里”。
一年后，55岁的范忠信输了。虽然2013年的最后几个小时，他仍守在电脑前频繁刷着各个网站，期待关于“公务员财产公示”的最新消息蹦出来。
作为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公务员财产公示’就是这个笼子最重要的一根铁栅栏”。
更早之前，公务员财产的申报、公示已有几个地方在进行试点，比如新疆阿勒泰地区、江苏淮安、浙江慈溪等地。“关于公务员财产公开，越往基层，阻力越小。”范忠信乐观地以为，“这样的改革经验或许会从局部、从基层推向全国。”
这个从湖北英山县大山里走出来的学者，想着小时候还在泥巴里打过滚，“爬行又算得了什么”。他觉得爬100米太短，不足以自罚，发微博公布这个赌约时，加到了一公里。
但眼看着逃不过输的结果，他也犯了难。“这确实太有辱斯文。”2013年最后一个夜晚，他心里非常不平静，“但是如果连诺言都兑现不了，那也太掉档次。”
范忠信早已是法学界的知名学者，迄今发表的论文有200多篇，出了5本专著译著，达400多万字。他开玩笑说自己小时候顽皮捣蛋，常被母亲逼着写检讨，却“歪打正着”地成为一个以写作见长的学人。
2010年来杭州师大之前，范忠信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带的博士里面，如今不少也成了法学教授。在这个“学者”身份之前，缀了一大堆头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法律史研究所所长、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
在他的助理胡荣明眼里，范忠信活生生就是一个古代的“士大夫”：斯文有见识，也很有使命感。
“失去信用造成的人格破产，比跪在地上爬还可怕。”他说。妻子也支持他：“连这个都做不到，还是什么男子汉？”
胡荣明认为，范忠信骨子里有股“倔劲儿”，“像头老黄牛”，“他对认定的事总是很执着”。其实，早在赌约到期之前，已经有不少朋友来电话劝范忠信“别爬了，有失身份”，或者“可以灵活点儿”。
新年第一天的上午，范忠信和妻子驱车到荒僻的远郊湖边，在没人的地方停下车。他先是在一条石子路上爬。妻子举着手机在后面拍摄，一条黑色拉布拉多犬在旁边跑来跑去。
范忠信低估了爬行的难度。刚爬了不到100米，裤子就磨破了，膝盖也破了，手掌被硌得生疼。后来他不得不挑选一块草地。在大约100米距离的两端，放上石块作为标志，从这头爬到另一端，这样来回七次。
虽然戴着毛线手套，草茬和带刺的苍耳子球还是扎到手掌。小时候要走10里山路去上学的范忠信没想到，完成一公里的爬行会这么困难，前后用了将近两个小时。
“没什么可后悔的。”范忠信觉得，“如果我赢了，所有人将受益，如果我输了，大不了一个人承当。”
“爬行也是一种谏言，以善良、温和的形式。”他解释。
“我是一个温和的批评者，是一个胆小的、怕事儿的反省者。”他很多场合阐释自己的这种姿态。2010年他开微博批评一个案子，刚发两条便引来几十条痛骂。“吓得我马上就不敢再说话了，多半年后才重回微博。”
在范忠信的开门弟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会林看来，范老师这种参与社会实践、干预现实的方式，对他来讲再熟悉不过。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12年，范忠信以“学校的主人”的身份一直在从事这种实践。
虽然头上有一堆头衔，但范忠信清楚，那只是意味着要带更多的头、填更多的表、做更多的申报。“前一年刚申请完‘重点学科’，第二年又要申请‘创新学科’，接着还得申请‘特色学科’。”范忠信笑道，“拼来拼去，这有点像小孩过家家。”
倒是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副主席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让他干得特别起劲儿。他找出《高等教育法》，研究里面规定的教代会的职责。“这在学校里相当于人大了。”范忠信自信地认为。
从学校里开课选课缺乏公平竞争问题，到考试纪律不好的问题，甚至绿化科砍树割草噪音震天，范忠信都要管上一管。
一次，学校一处公共绿地喷水龙头破裂，溢出的水存了一水坑。范忠信见到后立马忙活起来。给绿化科、后勤处、总务打了十几个电话，这些部门“磨洋工”，他就找到管后勤的副校长，最后闯到校党委书记办公室。
“不可能啊，这么小的事，还用得着你个大教授出马？”书记一边说着一边给后勤处打电话。后勤专门由副组长带队，来到范忠信家里登门道歉：“听说您家水管坏了？”这让范忠信哭笑不得，但死磕了半年后，学校绿地的水龙头终于修好。
范忠信有时也会大声跟校领导较劲儿。一次会议上，因为法学学科在全校资源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他和校党委书记争吵起来。这个平时讲话调门不高、和声和气、在家从不和老婆吵架的教授，把书记气得“脸色铁青”，拍了桌子。事后，两人见面还互相道歉。
关于元旦的爬行，范忠信也思忖着，该怎么“温和”地完成：既履行诺言，又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也是他选择郊区的湖边，避开闹市的原因。
范忠信说：“在一大堆人中，当看到有严重侵害行为时，人群中有人大喊‘住手’的时候，我会加入喊‘住手’助威的行列，我一般不敢第一个站出来与人搏斗，我没这个胆量；但是在人群中第一个喊‘住手’的胆量，有时我还是有的。”
在一篇1988年发表于《瞭望》周刊的文章里，范忠信介绍了自己做“公民”的开始。他曾“坚决地劝止了几个山乡老家的‘父母官’关押和拷打‘刁民’的行动；开始劝说乡里长辈们停止包办婚姻；开始帮助作县人大代表的父亲提出议案；开始帮助乡亲们‘打官司’。宪法修正案公布时，写了长达万言的修订意见书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
开微博到现在两年多来，范忠信已经发了15000多条。他希望，自己的微博能让网友有些启发。
爬了将近两个小时，范忠信拖着渗血的膝盖回家，然后花了七八个小时将视频传到微博里，告诉大家自己没有失信。
“不忍心看这么难过的东西。”范忠信带的硕士生谢超，至今没有点开视频。陈会林也看得直心疼，“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有人告诉他，范老师并没有完全输。因为不久前，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其中提到“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制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
“这个文件明显是一个进步。”范忠信评价道。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的12年里，范忠信开设的法制史是学校最火爆的课之一。“每次都黑压压一大片人来听课，场场爆满。”学生熊媛媛回忆说，“甚至有人逃了专业课过来听。”
他离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最后一堂讲座上，有学生提前两个小时去排队，容纳400人的报告厅，最后挤进600多人。讲座结束，学生们送给他三本厚厚的签名册，写满祝福语。一位学生写道：“先生说过，中国法治实践出了这样那样的状况，没有必要太灰心。但是要凭良心，尽努力。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总比不做好。”
2004年，有学生听闻范忠信要离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便在网上呼吁“保卫范忠信”：“中南有何颜面让如此人物离我们而去！”
“因为学校太需要老成持重、老于世故的人，不需要我这样的‘老愤青’，所以我选择离开了。”范忠信说。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论坛上，“范忠信”常常成为学生的讨论话题。毕业典礼上，台上坐的几排都是学校机关干部，老师们只能坐台下，“教师代表”范忠信看不惯，起身走人，“来表达自己的抗议”。
学校食堂停伙早，很多学生下课赶来吃不上饭。学生抗议，范忠信去现场声援，并将厚厚一本联合签名送至管后勤的校领导。
范忠信做过几场“信访中国的法治忧思”的讲座，不时有上访的人直接找到他办公室来。
“案情有明显不合理的，我会把材料留下，通过自己的关系转交给有关部门。”范忠信说，“实在不好判断的，也就只能带人家去食堂吃个便饭了。”
陈会林引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话来评价自己的老师——“学者应为社会而存在”。
在上传的视频里，由于妻子没拿正手机，范忠信的影像是颠倒的。到了终点，患有关节炎的范忠信累得有些说不出话来。他觉得，心里感到一种“深深地挫折感，无奈、无力”。
爬行过程中，有人骑着摩托车路过，好奇地停下车，问道：“你这是在干吗？”
范忠信笑答：“我啊，搞保健呢。”他将之称为“公民脊椎保健法”。路人看了会儿觉得无趣，便发动摩托，扬长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