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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雾霾时不时席卷大半个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已经痛下决心对雾霾展开一场歼灭战。正当我们感慨问题已经得到重视很快就能找到治“霾”良方的时候，最近上演的一幕幕和雾霾相关的科学闹剧，又将这一问题拉回到打口水仗的阶段。
拉开闹剧帷幕的是一篇学术论文。
2013年岁末，一篇含有“交通排放（主要是机动车排放）对PM2.5的贡献不足4%”结论的学术论文发表。很快，这篇第一作者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仁健的文章被媒体报道并引发热议，最为常见的解读是：汽车尾气不再是导致雾霾天的元凶了。
这可把肩负治理雾霾大任的环保部门急坏了。元旦假期一过，北京市环保局便召开新闻发布会。该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说：“他（指张仁健）的结论只是一家之言，我们掌握的信息是，机动车污染还是北京较为主要的污染源。这不仅是我们通过模型解析的结果，也是污染物监测测算的结果。”
于是，这一来自官方部门的声音，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在雾霾成因的问题上，管理部门和学术机构得出的数据“掐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京市环保局的新闻发布会刚刚散场，在距其不到3公里的中国科学院，当天下午也紧急召开了新闻通气会。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用该院新闻发言人的话说就是：向外界通报，在该院一个名为“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课题的研究人员看来，此前张仁健得出汽车尾气致霾贡献仅4%的数字“被严重低估”。
学术机构内部研究结论也闹出了乌龙？这样的标题很快又在网络上流传开来。至此，这场闹剧算是迎来了高潮。
然而，在这纷繁复杂的信息背后，人们还能否从中找出这场讨论的初衷？
“找出致霾的真凶！”在中国科学院的新闻通气会上，该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首席科学家贺泓说，不管是张仁健还是他所在的专项组都是为了探究致霾成因，以“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下大功夫去治理。
学者之间得出研究结果之所以差异那么大，贺泓称这是由于采用的源解析方法本身所致。对PM2.5成分的主流分析方法叫做正交矩阵因子分解法（PMF），他说，“这个方法常会产生多个解，需要科学家从中挑选。因此，研究结论受科学家主观因素的影响比较大。”
“更为重要的是，张仁健的论文没有对PM2.5的二次组分进行来源分析。”贺泓说，大气细粒子PM2.5分为一次来源（直接排放）和二次来源（二次生成），一次来源是指污染源直接向大气中排放颗粒物；二次来源则是指污染源排放的气态污染物在大气中经过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产生的颗粒物(如二次无机气溶胶和二次有机气溶胶)，而该论文指出机动车对PM2.5的贡献不足4%，其研究结果未包含机动车排放的气体污染物形成二次颗粒物对PM2.5的贡献。
足足用了半个小时，贺泓才将这些带有专业术语的解析过程向媒体记者说明白。
这的确是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观点之争。贺泓承认，这本可通过学术讨论来进行驳斥的，而之所以采用“这般正式”的形式是因为，此前的学术研究结论已经对公众形成了误导。说白了，他是来辟谣的。
但贺泓没想到的是，在新闻通气会上，有记者问他诸如科研机构和管理部门是否存在掐架的问题，“只是学术内部存在争议。”他说。
坐在一旁的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思跃补充道：“北京有那么多人在搞科学实验，气象局、环科院、环保局，包括中科院大气物理所，不同的课题组，我们都在做这些事情，科学观点可以不一致，有可能出现争议。科学界允许百家争鸣，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看法，但你要保留人家说话的权力。”
王思跃是张仁健的同事，他无奈道：“这本是一个科学问题，为何会引来那么多非议？”
在这次4%争议之前，社会上就曾先后流传雾霾与核污染、地震有关系的声音。尤其是后者，当“雾霾本身是人为灾害，亦是更严重自然灾害的前兆”的说法传出后，引起种种恐惧和疑虑。虽然观点提出者后来作了澄清，称该理论到目前还是一种假说，尚缺乏足够的实践和事实依据，但人们的疑虑并未消除，相反，从网络上的评论和跟帖来看，还有人质疑是相关行政部门向研究者施压让其闭嘴。
更匪夷所思的还有“雾霾和转基因都是美帝国主义的祸心所致”的极端声音，毕竟，治理雾霾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在汽车等相关领域的产业政策。
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雾霾”当选十大健康热门话题，仅次于“转基因”。那么，这些关于雾霾的非理性讨论，会不会演变成第二个“转基因之争”？
在中科院的新闻通气会上，贺泓就被问到了这样的问题。“不会”是他的第一反应。但提问者进一步发问，“转基因研究有利益之争，怎么就能避免雾霾研究不染指利益呢？”
对普通百姓来说，转基因早已不是个陌生的词汇，也早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科技名词。
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研究者认为，“反转”人士“只懂得利益，不懂科学”。比如对一些反对转基因的大豆协会，他们说，“当然保护自己的大豆，不要转基因豆子了，其实近几年中国大豆播种面积略微缩小与进口转基因大豆无关，是农民选择改种收入更高的玉米了。”
然而，在“反转”人士眼里，推广转基因的科学家才是更大利益的享受者。质疑之声屡见不鲜:“中国转基因的积极推动者大都有美国资金和机构培养的背景，不少基因专家在销售转基因种子的公司有兼职。这里是否存在一条隐形的利益链？”
如今，当雾霾成为大街小巷热议的词汇后，一场以防雾霾为噱头的商业大战也开始了：PM2.5口罩热卖，空气净化器销量飙升，空气概念股暴涨，甚至一些空调企业已经把净化空气作为应对雾霾的最大卖点。这其中，有些噱头根本就没有科学依据，比如，一些商家将“健康负离子技术”等原本属于空气净化器卖点的术语移植到了空调身上。
自然，舆论也不会放过站在探索研究前沿的科研人员。毕竟，如果汽车尾气致霾真的只占4%的话，那么，汽车制造业和燃油企业就可“逃过一劫”。照这个逻辑，研究者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谁又能说得清？
在一场有关“核雾染”的讨论中，一位科研人员如是抱怨：人们似乎总想从一个权威的部门和知名的科学家那里得到一个“永远正确”的答案，殊不知，绝对权威恰恰也可能成为扼杀科学的元凶。
此话虽重，却也有一定道理。转基因之争发酵过程中，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保罗·纳斯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转基因之争需要一场高质量的公开辩论。他说，“科学的一个重要本质就在于要竭尽所能去证明一些东西是不正确的，如果一个观察和试验的结果和一个想法并不符合的话，那么这个想法就应该得到否定或者加以修正。”
王跃思倒是很希望能和同事张仁健继续公开辩论，但是要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拿出科学数据，给出科学论证等等。
正如转基因之争里那个尚未解开的难题：在当事双方都涉嫌利益、难以自证清白的情况下，公众如何分清该听谁的？
或许，只有这类研究增多，且真正透明公开了，人们才会从中获得真相，让雾霾成因的真相不会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