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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1月12日 星期日
中青在线

公众球场成稀缺产品,开发地产成运作标志,投资足球成营销手段——

地产商扎根引发的中国式足球狂欢

本报记者 郭剑 慈鑫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1月12日   03 版)

    宝安体育场一年近200万元的租金,让深圳红钻始终难有真正的归属感。CFP供图

    本周六上午,家住深圳福田区的小楚由于球队暂停活动有些“心慌”——过去3年,每逢周六或周日,小楚参加的一支业余足球队总要在莲花山下的展鹏球场和球友约一场比赛,这样的比赛,已经成为小楚和队友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但去年12月,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官方网站刊登了《关于2013年第五批城市规划项目公示的通告》,其中公示的《深圳市FT01-01&01-02号片区[福田中心区]法定图则修编(草案)》表明,展鹏球场目前所在地块,被规划为商业用地。换句话说,这片深圳市内难得的绿茵场,即将改建商业高楼。公示期截至上周五,已经有不少像小楚一样的市民按照公示反馈渠道填写“公众意见征询表”希望保留球场,但小楚自己也明白,“希望不大”。这几年一直在展鹏球场约球踢的近百支业余球队,只能把在这里度过的快乐时光当做永远的回忆。

    “两年前就说这块地本来不是当球场的,可深圳球场实在太少了,我不反对这块地起楼,但总得给我们活动的地方吧。”小楚谈起自己好不容易养成的运动习惯有些无奈,“上班挺累的,周末大家约着踢球是一种寄托,大家都成特别好的朋友了,这里不让踢,我们能去哪儿?”

    地产泡沫吹起中超风险

    事实上,不但小楚这样的球迷找不到合适的锻炼场地,就连征战中甲的深圳唯一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深圳红钻,同样为主场问题发愁。

    “我们现在搬回宝安体育场了,可也不是自己家的地盘。哪家俱乐部不想自己要块地皮修体育场或者训练基地啊,但政府规划部门根本不可能批这种项目。”深圳红钻俱乐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深圳打职业联赛的只有我们一家俱乐部,中超元年拿过冠军,第二年是亚冠四强。但是做体育产业一点儿优惠政策也没有,没有房地产集团当后台,球队经营特别困难,前年降级到中甲,发展更困难。比如,我们主场放在宝安体育场,大概每场租金要8万元,按说不是特别贵,但一年下来加上足协杯至少也得有20场球,这就差不多快200万元了,对一个普通的中甲俱乐部来说,确实是比较大的负担。”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两个赛季混迹职业联赛的绝大多数俱乐部投资商,都有房地产开发业务,“中甲联赛还稍好些,因为不冲超的球队每年有2000万元就差不多够了,北理工是学生队,最穷,几百万元就打一年,但是到了中超,16家俱乐部就一家不做房地产。所以,现在职业联赛的环境看上去欣欣向荣,其实暗藏凶险,房地产行业的竞争实际上非常残酷,前两年还是财大气粗,后两年就得借钱度日。”

    本周,大连阿尔滨俱乐部与球队队长于大宝关于“转会”和“续约”的一系列剧情,正是房地产足球巨大风险的预演——两年前,斥资超过3亿人民币收购“大连实德”的大连阿尔滨俱乐部,投资方为大连阿尔滨集团有限公司,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及承接大型建筑工程。在收购实德后,俱乐部雄心勃勃地要在中超联赛重现大连足球雄风,赛季投资超过两亿元。但短短两个赛季后,俱乐部开始拖欠球员工资奖金,据记者了解,大部分球员至今尚未收到2013年最后3个月的工资及奖金,俱乐部方面承诺春节前按批次发放,球员也只能无助等待。

    正因无钱周转,阿尔滨俱乐部并不反对广州恒大5000万元收购队长于大宝,只不过于大宝担心转会之后,阿尔滨的欠款“不了了之”而向广州恒大提出苛刻条件,这笔巨额交易最终取消。

    一时风光无限,一时欠薪欠债,“房地产足球”的泡沫已经成为中国足球不得不警惕的浮冰。

    经营止亏是否要靠地产救市

    “中国足球顶级联赛俨然成为地产商的乐园,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一方面,因为地产商要把足球作为营销手段,他们最需要的是广告效应;另一方面,经营足球也有助于地产商从政府拿到更多地产开发项目。”北京社科院体育研究中心主任金汕向记者表示。

    房地产是一个高度依赖广告效应的行业,国内大型房地产企业每年的广告投入都达到数十亿元。对于大型地产商而言,每年拿出几亿元投在足球上并不吃力。曾是职业足球经理人的广东五人制足球协会会长刘孝五不久前告诉记者,地产商用这几亿元投在足球上,带来的广告效益远远高于同样价值的硬广告,恒大的足球营销案例就是一个成功典型。不过,当前的中国足球联赛虽是高投入行业,但自我造血机能仍严重不足。

    “电视转播权、比赛门票、商业赞助等是职业足球联赛的主要收入,但目前,中国足球联赛的这3项收入总体来说都很低。”金汕表示,这也导致中国足球联赛中的俱乐部无法找到盈利模式,所有俱乐部均账面亏损。依照相关机构在2013年11月发布的《2013中超价值报告》,16家中超俱乐部中有14家入不敷出,所谓盈利的只有广州恒大和辽宁宏运,其中,辽宁宏运的盈利主要来自出售球员,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广州恒大的盈利则体现在广告价值上。

    盈利困难导致投资中超俱乐部成为名副其实的“烧钱”游戏,除了财大气粗且需要重金投向广告的地产商之外,其余企业很难负担起一家中超俱乐部。

    以“足球底蕴深厚”的上海申花为例,投资人朱骏掌管的第九城市计算机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主营网络游戏,但“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雄厚背景仍无法抵消朱骏投资申花的巨大亏空——频卖球员、被球员起诉欠薪、被国际足联判定赔付德罗巴工资,而这些措施仍不足以帮助朱骏继续维持中超竞争力,来自云南方面的数千万元赞助款项使得朱骏寄希望球队迁至昆明。

    申花之凋落,除朱骏的经营策略存在问题之外,也与朱骏很难通过经营申花盈利、又无法借申花提升其游戏业务业绩有密切关系。而很多中超、中甲的中小俱乐部频频易主,同样离不开足球俱乐部是亏损“无底洞”的话题。

    健康中超渴望多元投资

    不过,近年来不断有新的加盟者组建、接手足球俱乐部,“企业经营足球俱乐部多少都会与地方政府发生关系,拿地的便利也是一个诱因。”金汕表示。因为经营足球俱乐部对振兴地方足球事业和提高地方知名度有积极作用,地方政府给足球俱乐部在建设训练基地、足球学校等方面予以土地审批便利也是常有的事。比如,广州恒大在清远的基地和足校,上海申花在康桥的基地,北京八喜在金盏的基地等。在土地价值日益凸显的今天,企业获得土地需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但经营足球却往往有机会以较低甚至无偿的价格获得土地,即便土地的用途主要是服务于足球训练或教学,但企业却实实在在获得了土地使用权,这本身就是一笔不断升值的巨大财富。

    因此,“官商协作”成为中国足球不可避免的隐形特征,而“官”能给“商”的最大支持,集中体现在土地开发方面。“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英超联赛评论员颜强曾长期在英国工作,他向记者表示,“据我所知,英超基本没有足球俱乐部是借助与政府的某种协作关系而获得建设球场、训练基地所需的土地,英超俱乐部获得土地的方式都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政府也不可能因为是足球俱乐部,就给投资者在获得土地的过程中予以照顾。”

    英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在成立之初就会把购置或租赁场地的成本计算在整体运营花费内,不过,英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经营环境明显优于中超。在英国,经营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一项可以赚钱的生意,而不必让足球俱乐部寄生在企业内部,最终沦为企业进行品牌营销的一种手段。

    以本赛季目前排名英超联赛榜首的阿森纳为例,2002年,新球场建设立项通过开工;2006年,阿森纳主场由海布里迁至新建的酋长球场,修建酋长球场给俱乐部带来近4亿英镑的债务,在过去10年间压得阿森纳几乎喘不过气,高额的贷款利息让俱乐部不得不精打细算,从而屡为球迷诟病。但如今债务基本还清,球队和球迷终于尝到苦尽甘来的甜蜜滋味——事实证明,阿森纳俱乐部斥巨资修建新球场,旧球场(海布里广场)以及新球场(酋长球场)的开发、改造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俱乐部想要达到的最终结果,不是依托于球场周边的房产大卖,而是指望房产大卖给球队运营带来宽裕的资金。

    “五大联赛也有破产的俱乐部,但联盟通常有降低风险的条款,比如非常严格的财务审核和贷款计划,就是为了维护稳定的联赛秩序。中超所谓的‘准入制’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因为谁都清楚中超没有真正进入市场,俱乐部基本上没有造血机能。可能这两年房地产商扎堆儿看着很热闹,但实际上增加投入的也就那么几家俱乐部,大部分中小球队都快苦不堪言了,今年就连边缘国脚转会费也要接近2000万元了,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一位中超俱乐部高层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国企改制,但现在房地产还是暴利行业,一旦中超完全变成地产商的联赛了,那这个联赛的生命力可能还不如10年前中超元年,那时候投资商有做饮料的健力宝,有做汽车和摩托车的力帆,还有几家做轻工业的,不管结果怎么样,一个国家级的联赛,需要多元化的参与者。想明白这个道理,再看现在中超的投资结构,说被房地产绑架了可能有点儿过分,但隐患也是在这里明摆着的。”

    本报北京1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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