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缺少的，只是一个舞台”

    “我有一个梦，想在城里安个家，不要取笑我，这不是痴人说梦话。在他们眼里，我的梦有一点疯狂，在我的心里，没什么阻挡……”

    剧场里，吉他弹出的弦音，喉咙发出的嘶吼，是打工者在向这座城市倾诉。

    剧场外，北京的冬天一如既往地寒冷。

    红色地毯、四合院式的门脸，两排大红灯笼挂在两边，红色风车挂在墙上。有的观众坐在四周看台，有的观众坐在摆好的凳子上，最前面的观众坐在地上。这就是2014年1月12日，“2014年打工者春晚”的录制现场。

    小区保安有个“音乐梦”

    在台上时，谁也看不出刘小磊干得最长的工作，是小区保安。

    聚光灯下，他抱着吉他，嗓音沙哑，双眼紧闭。台下的人们，个个都安静听他唱。

    “多年以来，为了理想四处飘荡，花开花谢，春去春又来，又是平淡的一季，心中时常会想起兄弟你在哪里，思念之情无法言语表明。”

    这首《曾经的兄弟》，是刘小磊的原创歌曲。

    这首歌，写给他的一个打工兄弟。他们两人曾经组建过自己的乐队“南吉兄弟”，但因为“赚不到钱”这样最现实的理由，无疾而终。他的兄弟离开城市，回了老家，“可能就觉得这东西带来不了什么吧”。只剩刘小磊，还一直坚持“找地方唱歌”。

    彩排时的刘小磊穿着棉质外套，体格微胖。他的话不多，平时总爱挂在嘴上的是：“我太笨，脑子转得太慢了。”

    来自郑州的他，2003年从汽修学校毕业后，进了一家修车厂。一次，他听到beyond乐队的歌，一下子被迷住了，“我觉得很好听，又听不懂粤语唱的是什么，感觉挺好奇的”。

    他开始疯狂地买beyond的磁带，放在老式复读机里听，“不顾一切，就是想学吉他”。

    家里并不同意他的行为，认为学音乐“不务正业”。但第二年，他坚持要来北京，“为了学吉他”。走的时候，妈妈还是在他的书包里塞满了鸡蛋、馒头。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但，残酷的现实也摆在眼前，他连买吉他的钱都没有。

    他从亲戚家里淘出了一把破吉他。“吉他后面破了一个洞，我拿胶带、纸盒给粘上了，弄好之后就开始练习指法、爬格子。”没有人教他，他就自己“抠”视频来看，还规定每天必须练两个小时。

    当时，他在北京一家酒店当服务员，因为弹琴，没少挨骂。在集体宿舍，舍友嫌他弹得难听，笑话他连首歌都弹不出来，就不让他在屋里弹。

    于是他一个人跑上楼顶，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夏天每次上去之前，我先给全身抹花露水，抹个遍再上去，要不然被咬死了。”

    一间废弃的厕所也成了他的“练歌房”。“那个厕所已经没人用了，也不臭。”到冬天，刘小磊的手被冻麻木了，他只能烧点热水，练琴前先把手烫到暖和了。这样练习大半年之后，他终于掌握了基本指法，开始想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

    一把吉他680元，而他的月工资才450元，还得往家寄一半。

    “想买琴，就得借钱，但我老还不起，有时候还50元，有时候还80元，好几个月才把钱还清。”

    他学的第一首歌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但他发现，光弹不行，还得唱。后来，他慢慢知道节奏，脚上踩着点，就能“弹唱结合”了。“学会了之后高兴呀，就想拿着吉他给别人弹。”可是，没人搭理他，“我拿着琴回宿舍，他们看我抱吉他进屋，都捂着耳朵。”

    但弹吉他依然成为小磊必不可少的生活。他的每份工作都会首先考虑有没有时间学吉他，目前，他干的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是保安。

    令他高兴的是，他可以写原创歌曲了。“每首歌的每个乐句怎么停，我会拿着琴一个一个抠出来，然后再看书学习。”

    直到2010年，小磊才第一次在大家面前表演。那是在社区保安的年会上，他用吉他弹唱了一首羽泉的《最美》。虽然在底下已经练习了很久，但当主持人报幕的时候，他的腿还是紧张得直发抖，“凑活着上去，怎么唱完的都不知道。”

    而来自陕北山区的工友郝志喜，就没那么幸运了。

    “吃过很多苦，上过很多当，一夜一夜的流浪，只为寻找那还未死去的梦想。”

    郝志喜是小品《咱们结婚吧》的编剧，也是剧中的男主角。这句话，是剧中男人写给女人的自白。

    对于郝志喜来说，上学就是他“还未死去的梦想”。

    因为家里穷，郝志喜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他去过西安、广州、深圳，“我不断地换工作，就是不甘心。”

    “我经常梦见自己在上学。有时候梦见在小学，有时候在初中，有时候甚至梦见在上大学。这十几年，基本做梦把学给上完了。”郝志喜苦涩地笑了，以前，他的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

    1998年，他曾回村里教了一年书。父母的想法是，民办教师未来有退休金，能养老。但一个月只有80元工资的工作让郝志喜感到，年纪轻轻就想着养老，他不甘心。

    不甘心，是他频繁提到的一个词。

    他至今没能回到学校。虽然年过30，但他依然觉得“心里有一块空空的，会不踏实、不充实。”

    “我们缺少的，只是一个舞台”

    自从2011年第一届“打工者春晚”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首次亮相，到如今，已是第三届了。它逐渐受到多个地区工友的关注。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节目单上出现了不少小品，还有哑剧、歌舞剧。

    “歌曲传递的信息少一些，而小品有剧情，更能真实立体地反映工人们的现实生活。”“打工春晚”负责人、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说。

    小品《快乐的家政工》里，一瓶酸奶不见了，女主人对家政女工起了误会：“家里就你和我，没见，难道它长翅膀飞了？”

    小品中的“演员”，都是真正的家政工。

    “来自农村，并不意味着不懂生活，琐碎的工作，没有磨灭我们对生活的热情与热爱。我们缺少的，只是一个舞台。”家政女工宣传片中的这席话，成为她们的心声。

    在富平女工艺术团负责人王丽的印象里，小品中的演员之一，来自甘肃兰州的家政女工庞多平，是特别朴实、爱害羞的一个姑娘。“去年她刚来的时候，穿的还是自己家纳的千层底鞋。练习时，她觉得自己不行，光站在后面不说话，就低着头乐。”

    而通过近一年的练习，庞多平自己也觉得，表演越来越自然，“我也更自信了”。

    而刘小磊还是很紧张。彩排的时候，他说自己的腿都在发抖。

    “以前基本都是自己弹弹唱唱，没遇到过什么大舞台，打工者春晚给了我这样一个舞台。”

    直到演出前，小磊还担心自己吃太饱，演出时会唱不出来。“现在很激动、紧张、期待。”这次，他就是从农闲的老家来到北京，参加“打工者春晚”。

    让孙恒惊讶的是，往年都是主创人员自己张罗节目，“今年居然有很多工友主动来参与，也有很多志愿者。”孙恒说，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大家能有一个舞台自娱自乐，过节“闹闹联欢”。

    这次活动的副导演宋义就专门从山东赶来，成为志愿者中的一员。“宋义给了我们很多建议和启发。比如这次选用小剧场的场地，就是听了他们的建议，他们认为小剧场氛围好，能说心里话。”

    也许是因为自己也在工厂打过工，并在流水线上呆了长达7年的时间，宋义想为“打工者春晚”出一份力。

    技校钳工出身的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淄博一家公司的电气流水线车间，成了一名维修工人，“有时候吐唾沫都是红的，以为喉咙破了，其实都是气。”

    在给气瓶“耍沙”的过程中，铁沙曾经3次打到他的角膜，粘住了。“只能去医院用针或镊子挑出来，特别疼。”宋义说。

    在他看来，“打工者春晚”的平台上，歌曲等原创节目都是打工者生活的积累，非常贴近生活，“真正反映了打工群体的生活状况”。

    “打工者春晚”讲的，也不只是首都打工者的故事。武汉的“星辰工友家园”就带来了一出哑剧《忐忑》。它讲的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辞工难”。

    刚刚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原以为在工厂里打工，向往着美好未来，但是，工作时间之长，密度之大，让他成了一个麻木的干活机器，最后在被老板开了一张罚款单后，决定辞职。然而，老板却拿着合同不放手。最后，戏剧性地，工人通过假死，终于换来了那张辞职书。

    偌大的城市，他们曾经无处安身

    舞台上光鲜的背后，几乎每个人都有过“无处安身”的一段时光。

    郝志喜曾经两三个月找不到工作，最难的时候，3天没有吃饭。

    其中经历最丰富的，恐怕要数打工20多年的刘传奎了。

    这个读到小学四年级的四川工友，笑言连名字的“奎”字，都不确定该怎么写。1991年，17岁的他从四川泸州老家来到成都，做起搬运工。

    “那时候编织袋不多，都是纸袋子。”他体力差，只好把袋子贴在肚子上，但水泥袋仍然容易往下掉。来回摩擦，他的肚皮都磨烂了。“有的工友用肩膀扛，肩膀也起了黄水。”

    1年之后，他转战福建。“在四川干水泥活的时候，人黑得不得了，走在街上，老太婆都不看你一眼。我一定要去外面闯一闯，再也不要干水泥了。”

    而现实并不如他想象中美好。

    “到了福建，我心都凉了半截，跟老家没什么两样，只是交通好了那么一点。”在刘传奎心中，福建肯定到处高楼大厦，但他被带到一个沿海小镇的石厂，这里一片荒山，得十几人挤一间屋子。

    荒山温度高，工作强度大，刘传奎不得不多喝水。那儿都是井水，每舀一瓢，他心里都想，这种生水要少喝。但太渴了，每次刘传奎都要喝半瓢多。

    受伤更是正常。只要没认准石头的脉络方向，一锤下去，石子溅起，手会感到疼，随后血就流出来了。更严重的是，有时石头直接砸下来了。

    对他来说，最难忘的，是有一次他身上只剩下10元，但没想到还是假钱。那时候，他每餐连0.5元素菜、1元荤菜都买不起。他中午去买面吃，一接过钱，老板就吼了起来。

    刘传奎带着哭腔“讨饶”：“我很怕挨打，那里人生地不熟。”

    那时候，“暂住证”还是这些“流动人员”的门槛。如果没有，他们可能被收容遣送。

    郝志喜在广东打工时，就两次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遣送到湖北收容所，“心里很害怕”。

    从收容所出来，郝志喜身无分文。他有些尴尬地回忆，饿得不行时，他曾和十几人去商店偷吃的，甚至找到没有值班员的火车进站口，扒上去广州的火车。

    这样的收容遣送制度，直到2003年才寿终正寝。

    刘传奎还下过井。当时，他为河南渑池的一个煤老板挖煤。

    “最深的时候到过地下200米，那时候从井下出来，浑身只有牙齿是白的，根本认不出谁是谁。”后来，因为附近煤矿的一次瓦斯爆炸致人死伤，他离开了矿井。

    这些陆地上的活儿已经不新鲜了，刘传奎还尝试过出海。第一次出海是在2000年3月，三层的船遇到了台风，水灌进了刘传奎的床。

    四五个小时的航行，船上只能看到汪洋大海和蓝天，原本自信满满的刘传奎晕船了。

    “那种滋味特别难受，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得到的。”他出海是因为工资能有1000多元，闲暇时还能钓鱼，每天赚几百元“外快”。

    如今38岁的他，曾因生活拮据而戒烟，曾拿过一个月300元的工资，住过烂尾楼，住过鸭棚，当过厂里的班长，也曾感叹“别人说遍地黄金的广东，没有我一席之地”。

    刘传奎至今不会忘记广东的一个小镇广场。那天晚上，他意外发现一个有很多外地人跳舞的地方，还没走近，就有人唱起了“离家的孩子”。

    “眼泪止不住了，感觉那首歌就是给我写的。”性格外向的他，突然感慨起来。

    城市难以扎根

    今年打工者春晚的主题是“城市融合”。

    “为什么定这个主题？”孙恒说，“从整个国家大的形势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城镇化，背后是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要进入城市，成为市民。但现实情况是，想融入城市，很难。”

    一个尴尬的现状是，在农村，不少人觉得难以生活，在城市，不少人又觉得难扎下根。

    在15岁就来北京打工的王丽眼里，她“对老家都没有对北京熟悉”。

    “把最美好的时光拼搏给了北京，对北京有好的印象和很深的感情，生活是不是自己的？我觉得是未知数，迷茫。”她说。

    王丽甚至认为，自己比一些短期打工的姐妹还迷茫。因为，她们挣了钱就回家，而对王丽来说，虽然公益事业很有意义，但微薄的工资是无法让她在这座城市真正落下脚的。

    这座城市曾经“伤害”过王丽。

    她最早走进媒体视野，是因为一次维权事件。上世纪90年代，她背井离乡，在北京做家政工，雇主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你喝我的、住我的，我想怎么你都是正常的”。

    甚至，她不可以用热水洗澡，不可以碰到孩子的床，尽管连宠物都有资格上床睡觉。有时客户发现暂时找不到东西，第一反应就是被王丽偷了。后来王丽曾一度“发狠话”，说自己再也不做家政工了。

    郝志喜觉得，大城市依旧难以融入。除了租房、工作之外，外来者还需福利、户口的保障。

    对于刘传奎来说，“在北京二三环以内，你就是给我一套房子，我都不知道怎么生存。”

    今年的“打工者春晚”，剧场明显比去年狭小了。“与去年的大舞台不同，今年我们选择了小剧场，整个舞台设计中，观众和演员也是一体的”，孙恒说。“我们的演出不是作秀或表演，我们只是在展现打工者的真实生活和心声，所以，演员和观众的互动氛围很重要。” 

    这场草根的春节联欢晚会，全部演职人员将近100人，基本都是非专业演员，很多人是下了班晚上赶来排练。

    这场聚集打工青年的晚会，让很多人开始思考未来的去向。在这座城市，走走离离成为工友间习以为常的旋律。

    “我们在城市打工了二三十年，到老了还得回老家去，这就不是融合。我觉得这种现象牵扯的是很多人的命运，我们希望能够在节目中表达出来。”孙恒说。

    对于梦想这个词，刘小磊有时会感到难过。

    “这么多年，音乐什么都没给我带来，就一直唱一直弹。这条路挺难，多少人在这条路上挣扎，有时候自己想想挺难受的。但是我就想唱歌。”

    而郝志喜有时也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只是与大部分人一样，干活拿着可怜的工资。“真找不到自己，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困惑，是大多数工人的困惑。”

    他说，如果找到自己的目标，就可以为它去奋斗，活得更充实、热情。

    “北京，它是它，我是我。”刘小磊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场打工者春晚之后，他要回一趟老家，之后再重新找工作，五一假期又得回乡收麦子。

    他的孩子已经1岁6个多月了，他曾经想过，自己是不是也一起做公益，但最终还是没和家人说，因为担心不被理解。“其实我一直深埋着这种想法，因为可以帮助别人。”

    刘小磊这么多年来的愿望一直是“以后有个地儿唱歌就行了”。他也想过，如果不适合，就不坚持了。他结了婚，过着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只有过年才能回家，“都是为了生存。”

    他看到，“城乡融合”的障碍，是教育、医疗等制度设下的门槛，还有人们的思想观念。

    “有的城市人觉得，农村人就是来‘给干活的’，我觉得这很糟糕，应该一视同仁。其实，你在这个城市生活，并不了解为你服务的人。我觉得这需要促进互相的理解，最起码要看到，才能促进融合。打工者春晚就希望起到这样的社会作用，能够让政府、市民、大学生、媒体看到工人的想法和真实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