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年：百岁经济学家的“慢人生”

    杨敬年出生于1908年，或者换个更有历史感的说法，“光绪三十四年”。年逾百岁的他，做什么事都要比别人“慢一拍”。

    上学时，因为家境贫寒，杨敬年不得不几次停学去工作补贴家用，直到40岁才拿到博士学位。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才获平反，其间20年无法正常教学。平反后，年过七旬的他开创了国内第一个发展经济学课程，直到86岁才正式告别讲台。90岁，杨敬年仍然没闲着，翻译了亚当·斯密的经典之作《国富论》，至今畅销。

    2014年的第一天，记者来到天津杨敬年家中采访时，106岁的老人早就端端正正地坐着等在客厅里。他说我们来“晚”了：“以前我还能走，去年8月病了一场，就只能坐着了，不好意思啊。”

    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

    和屈原是同乡、出生于湖南汨罗的杨敬年，因为近代中国的战争与和平，求学经历十分复杂。他4岁起跟着外祖父启蒙，13岁通读“四书五经”。为了将来能在乡下小学教书，叔祖父借钱送他到岳阳县城第一高等小学读书。1924年，杨敬年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毛泽东成为校友。1927年，又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参加革命做准备，却遭遇“马日事变”（长沙驻军许克祥反共），杨敬年愤而离校，一边教书养家糊口一边备考大学。1932年，因为其他大学都要学费，他选择了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毕业后，无意官场的杨敬年又于1936年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开复课无望，杨敬年携妻带子辗转于长沙、贵阳、重庆、兰州……颠沛流离中，第八届庚款考试录取名单揭晓。1945年8月，已经37岁的杨敬年踏上了赴牛津大学求学的旅程，在途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觉得，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在牛津的3年，可能真的是杨敬年一生中最好的日子之一。学杂费全免，每个月还有24英镑的零花钱，唯一的任务就是念书。大学贵族化的教育环境，杨敬年至今历历在目：“宿舍是两个房间一套，书房和卧室。每天早上，有一个书童——其实是一个老头子，进来把窗帘拉开，说‘Good morning, sir（早上好）’，叫你起床。白天有女工帮你打扫房间。晚上，老头又来了，拉上窗帘，说‘Good evening, sir（晚上好）’。学校规定学生晚上必须在房间，所以9点，他又来了，说‘Good night, sir!（晚安）’。”“吃饭也有规矩，即便住在校外，学生每学期也必须到学校吃两次晚饭。聚餐时，老师和学生都得穿上隆重的礼服，老师在台上，学生在台下，围绕着长桌依次坐下，用拉丁文祷告后才能吃。”

    牛津大学对博士的要求是“对知识作出原始性的贡献”，淘汰率高达50%。杨敬年回忆：“我的论文题目是《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我去英国财政部（相当于我国国务院）采访，提了20个问题。他们告诉我，这些问题我们也正在研究。我听了很高兴。我花了两年多时间写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可惜这篇博士论文，杨敬年自己留的那一份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走；直到2006年，他才再次看见牛津大学存档的复印件。

    在杨敬年百岁时写的自传《期颐述怀》中，有几张他在英国时的照片，梳着大背头，一身西装革履，风度翩翩。1948年，40岁的杨敬年拒绝了去美国的邀请，学成归国。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杨敬年就这样毫无精神准备地从旧社会进入了新社会。

    “杨敬年，这些书都是你剥削来的！”

    1949年9月，踌躇满志的杨敬年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一切都似乎好起来时，1957年8月3日，这个忘不了的日子，他一夜之间成了“右派”，又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三年，发送到经济资料室“改造”。

    在英国留学时，杨敬年除了日常必需，把省下来的钱都买了书。回国前夕，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何廉寄给他的500美元旅费，也都用来买书，甚至把自己的打字机都卖了买书，“打字机国内有，有的书国内买不到”。于是，杨敬年回国时，500本书是最值钱的家当。

    骤然成了“右派”，原本工资207元的四级教授，每月只给60元生活费，女儿还在念大学，根本不够花。杨敬年不得不去天祥市场（当时天津最大的旧货市场）卖东西补贴家用。有个旧书店老板说，外文书我都要，5角钱一本。杨敬年没舍得卖。

    不料到了“文革”，学生们推了三个“排子车”闯到杨敬年家里，拉走了所有书。“我住在二楼，他们在楼下喊：‘杨敬年，这些书都是你剥削来的！’”杨敬年说，“后来有人告诉我，我的书在天祥市场卖，我才去那买回了几本。‘文革’结束后也发还了一些，让我自己去几屋子书里翻，又找到几本，但大部分都不见了。”

    现在杨敬年家中有10个书架，大部分都是“文革”后买的新书，“准备老了看”。而他也可能真的忘记了年龄：“没想到快100岁时生了一场病，眼睛不行了。最开始用A3纸复印，再拿放大镜看，后来只能让保姆给我读书。最近在读那个比我大两岁的老头（周有光）的书。”

    在资料室“改造”期间，杨敬年觉得自己“很幸运”，还能做一些学术工作——他陆续翻译了4本书，前三本都是以经济系名义出版，没有稿费，直到第四本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稿费和系里分成。

    1979年3月28日，杨敬年平反，又能拿每月207元的工资了，还搬进了学校的高知楼。有人羡慕地说：“看你有多大变化！”杨敬年却觉得：“我还是我，只不过我现在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能名正言顺地教书了。”

    原本是早该退休的年纪，71岁的杨敬年却刚刚开始工作。

    中国发展经济学第一人

    似乎是要把攒了20年的精力全部释放出来，在90岁之前，杨敬年做了这几件大事：开创了国内第一个发展经济学课程，撰写《人性谈》，翻译《国富论》。

    杨敬年很实诚，称自己之所以开发展经济学的课，一大原因是被分配到研究非洲经济，“没可搞的，就扩大范围，研究发展经济学”。这门二战之后建立的学科在西方已有30多年历史，在国内却还是空白，杨敬年成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人。他撰写了《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和《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两本各50多万字的教材，每一本都是自己手写，从不让研究生代劳，“他们有自己的任务，不能叫他们给我干活”。

    1994年，完全离开教研工作的杨敬年觉得，到了总结一生所学的时候了。“我要找一根红线把学的东西都串联起来，这根红线就是人性。人性是一个永恒而且现实的问题，和我研究的发展经济学、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都有密切的联系。”杨敬年说。于是，一本从人性分析经济的《人性论》于1998年出版。

    而真正让杨敬年开始成为“名人”的，是《国富论》。这是他90岁时的译著，一本经济学的专业书却出人意料地成为畅销书，至今重印十几次，发行10余万册。2011年，亚当·斯密的母校、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校长访问南开大学时，当天下午就拜访了杨敬年，送上了《国富论》的手稿给这位远方的知音。

    时至今日，杨敬年一直庆幸两件事，一是没有去台湾，“不必像于右任那样‘葬我于高山之巅兮，遥望大陆’”；二是没有去美国，“否则中国解放后与世界20多年的隔绝，也会使我终老异乡”。他说：“我的一生，是和命运搏斗的一生。”

    过了100岁，杨敬年又忙了起来，总有学生、记者、朋友来访。视力几乎消失的杨敬年思维仍然清晰，能滔滔不绝地讲两个小时，各种数字、年份记得尤其清楚。他原本每天凌晨3点起床，3至4点读书，4至5点锻炼，几个月前病了一场，生活不能自理，于是总抱怨“恢复得太慢”。虽然一生的节奏总比同龄人“慢”，但杨敬年不能容忍光阴溜走。

    现在每周一、三、五的下午，美国的学生会给他打电话，聊聊外面世界的新情况。“最近一个学生告诉我，现在中国人在美国很有钱，一个老太太买房子，经纪人陪她走了一天，老太太什么话也没讲。经纪人觉得‘糟糕，今天要赔’，结果晚上老太太说，我都要。”讲到这里，杨敬年先笑了。吃完晚饭，他要听一个小时的音乐，从东方的古琴听到西方的交响乐，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现在采访平民的新闻多了，挺好。不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嘿嘿。”老人还透着点狡黠。

    时光倒流66年，有这样一幕：1948年，当杨敬年回到南开大学时，何廉给他留了金子，护照也在手上，要走随时能走。何廉赴美前，不无担忧地跟他说：“敬年，你还年轻。”而当时的杨敬年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到了！”

    这一生虽然总是慢一拍，但好在天能假年，“有所作为”的目标，杨敬年终是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