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往事的中国记述

    让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谈起。作为一个“爱智者”，他虽然淡化了其老师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愤怒与轻蔑，却仍在这本书中排出了“哲学强于文学、文学强于史学”的知识等级序列。

    所以，如果我们还保有对于异在文明的敏感，尚未被近代以来的西方冲击所全然同化，那么我们就不妨说，在古希腊的文化发展历程中，之所以有传统上所谓的“文学年代”和“哲学年代”等等，其底层的原因就在于，文学、哲学和史学各科，一直都在相争与角力。

    然而这种情况，对于同样处在“轴心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却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无论如何，史家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显然都是相对更高的、不受争议的；而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知识类型，也是所有学者都必须具备的。

    由此，也就想到了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主义”——无论她的具体论点如何受到学术史的洗汰，然而她那种富含平等精神的方法革新，都从未显得过时。

    从这样的立场革新出发，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对于处于不同“文化模式”的人类部落而言，“记述往事”这样一件文化工作，尽管从来都属不可缺少，但其意义也是不可通分的，而它们经由源头流过来的河床，也是大相径庭的。

    就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史家传统而言，简要一点儿说，它们一个是来自《尚书》和孔夫子、司马迁和司马光，另一个则是来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吉本和兰克。

    那么与此相应，虽然同样都在记述往事，然而文化记忆这件事本身，在中国文明的结构中，却是由具有不同地位的社会精英所承担的，由此它的地位也要显赫得多，被看重得多。

    对于这一点，即使到了中国文明已在解体的时代，我们也还能从早期清华国学院的教师构成中看出来——它那举世闻名的“五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虽然其知识面都非常渊博，但其中为主的都还是以史学名家的。

    对于道义和价值的深切关怀，对于历史责任的牢牢铭记，贯穿始终地成为这种独特史学的典型特征

    尽管在运用像“文学”、“哲学”这类产生于文明间的“洋泾浜术语”时，需要特别小心，但我们眼下可以姑且假设一下，如果在古代中国确实有过“文学”和“史学”的话，那么，对应着古希腊从“迷索思”向“逻格斯”的过渡、或者对应着它从“文学年代”向“哲学年代”的过渡，在中国这边的相应知识类型分化或发展，就应当是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写作《春秋》之前，神州就没有对于往事的记述了，相反，这种工作在此前也是由来已久的。比如，李泽厚就曾撰文认为，当时的史官这个职业，是从再往前的巫师那里演化而来的。

    但无论如何，儒家当时对于历史叙事的突出的道德关切，却开辟了记述往事的新型流派乃至主流流派，从而决定性地构成了中国史学的主要底色。

    正是基于它的高蹈于众的地位，我们才能领悟到，为什么孔子又会说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事实上，孔子这里所使用的、和“野”相对的那“史”字，首先都不是在描摹某种状态，而是在刻画某种社会分工。也就是说，它们的原初意义应当更为生鲜，是在切实地指谓某类实存的对象，并不能跟现代汉语中分工明确的形容词直接划上等号。我觉得，只有在明确了这一层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领悟到，其实除掉上面提到的第一重关系——即“文”与“质”之间的关系之外，孔子这句话还涉及了另一重关系，即在“野（人）”和“（祝）史”乃至“君子”这三个群体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也就意味着，“史”这个字在这里指称的，当然不会是能写出《春秋》的“良史”，而是在此之前已然普遍堕落的、正分工掌管着文书的“祝史”，或者被孔子所深度厌恶的、只会“巧言令色”的“佞史”。对于这种社会的分化，章学诚的表述虽然不同，但也有大致仿佛的论述：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不然也。”（章学诚：《文史通义》）

    由此可知，虽然此前早已有了这方面的从业者，但由《春秋》所代表的史学革新，仍然是非常关键的转折——无论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说法，是否确实是于史有征的，总之都因其演成了儒家的标准说法，所以至少在后世的沿革中，对于中国的史学起到了关键的型塑作用。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顺势看到，对于道义和价值的深切关怀，对于人物品行的评判臧否，对于历史责任的牢牢铭记，也就贯穿始终地成为这种独特史学的典型特征。

    这种把对于往事的记述看得“惟此为大”的传统，一直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传递和延续下来

    进一步说，既然是“《诗》亡然后《春秋》作”，那么进行“作《春秋》”这样的积极主体活动，也就获得了其先入为主的目的和动机。也就是说，人们记述、提醒和评论往事的基本目的，不可动摇地在于修正和扳回此后的历史轨迹，使之逐渐返回到那个足以产生“思无邪”的《诗经》的淳厚年代，这也就是所谓有着“王者之迹”的“三代”。

    对于这一点，如果那些有考古癖的还原主义者，此刻又想科学地来“古史辨”一把，那是根本没有用武之地的——就算这个理想化的“三代”，是被前人虚拟地幻想出来的，然而对于后人来说，他们对于“三代”的不断热心怀想，却也是现实存在和确凿无疑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妨说，实则此后的中国历史，就是在以一种“向后回溯”的表面形式，来独特地展开其向前的展望，和开辟其发展的路径。它很有理由地认为，要是没有对于原初人类生活状态的理想假设，也就失去了让后世复归于此的说服力。

    由此，就可以顺便澄清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了。自从中西文化在近代碰撞以来，人们便一直循着“种加属差”的定义规则，来寻找某种导致中国“落后”的肇因。而这样一来，跟没有“悲剧”的文体大体相同，人们也一直在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荷马式的“史诗”文体，而深深地引以为耻。

    有意思的是，大概正是为了洗雪这种“国耻”，还专门在这么一个现时代，在位于中国境内的西藏，发掘出举世最长的中国史诗——《格萨尔王》。

    然而，如果把思想解放一下，反而可以转而悟到，不再依靠盲诗人的集体传唱来记述往事，正说明古代中国早在往事记述方面，有了更加个性化的、从而更加发达的写作方式。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史学在中国社会的权重更大。

    这种尊重史学的文化心理，作为一种必备的文化修养，当然也同样传递给了后来的统治者，对此只要看看范祖禹的《帝学》，就可以获得笃定的了解。而由此就更反过来保障了中国历代史官的高尚地位，从来都跟西方历史学家的地位完全不同。

    我们再看看素为历代士夫所重的官修正史，再回想一下它的俨然编修过程，也同样可以知道，这种把对于往事的记述看得“惟此为大”的传统，的确是一直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传递和延续了下来。

    另一方面，正由于有了“《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道义起点，有了圣人训诫的耳提面命，又使得中国的那些史家们，即使身在官场甚至宫中，也仍然相当程度地保留了“秉笔直书”的史德。在这方面，正如人们所长期熟知和传诵的，出现过许多非常感人的英雄故事。

    这种本于《春秋》而发展到后世的史学，应当被视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史教”——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

    由此，基于比较文学的警惕眼光，还确实不能把古代中国的史部文化，径直地等同于西方的history。或许可以不太精确地说，在人类知识谱系的钟摆架上，“史部”曾经在中国更靠近于人文一极，而history在西方曾经更靠近于科学一极？要不就干脆这么说，史部在传统中国的文化中，主要地还不是一个知识系统，而属于一个价值系统？

    与此同时，想一想孔子、司马迁和司马光，我们又可以知道，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当地不同于希腊，在其内部的诸学问分野，并不是在相互争执与贬损，反而经常要由四部之间（经史子集）来相互补充。

    也正因为这样，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才会成为士大夫们的标准日常功课。我多次就此强调指出，这种分为“四部”的知识，更像一个人的五腑六脏，根本就不容割裂式的分工。所以，经学和史学之间的互动与促进，即既从过去的往事中找出道德教训，又基于纲常伦理来反思既往历史，从来都是最典型和常见的中国阅读心态。

    在这个意义上，由于都是从“六艺”或“六经”传递下来，就像本于《诗经》的后世“诗教”一样，这种本于《春秋》而发展到后世的史学，也应当被视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史教”，也就是说，它曾表现为任何寻常士子的日常功课，而且人们是否对它进行反复的温习，也曾构成文明能否正常延续下去的关键。

    当然要注意，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史教”中的“教”字，毋宁说就更偏向于所谓“教化”之“教”，而非所谓“宗教”之“教”。也就是说，它反而是充满历史经验的，而不是属于先验世界的；它反而是富于理性精神的，而不是属于独断信仰的；它反而是记述人间事务的，而不是去狂想化外之域的。

    作为华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而达到的最高峰，这一点也理所当然地，在一个被称作“儒者统治”的高峰朝代，要表现为辉煌的宋代史学的基本特色。也正因为这样，这种宋代史学的基本倾向，也就同样要理所当然地，被陈寅恪的史学实践继承下来。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像赵翼《廿二史记》那样的精彩点评，作为一种个人的读史心得，才具有一种补充的重要性。此外，无论发挥了多少个人特色，既然是立意要来“秉笔直书”，就不能过分地文过饰非，于是在中国的史学中，就贯穿着一种朴素的“求是”精神，而正由于此，这种史家笔法还是和“文学”笔法，截然地拉开了心理距离。

    出于同样的心理原因，基本的史实，作为一种共通的经验，作为一种认同的基础、一种诵念的常项、一种标准的记忆，也并不需要过于别出心裁的、作为个人专利的刻意“创新”。所以，如果有人执意去做“翻案文章”，这种小知间间地耍“小聪明”，绝对会被具有古风的史家们所厌弃。

    由此，一个相关的要点也就在于，也正是借助于这种朴素的信赖，这种普遍的认同，这种持续的传习，中国史家对于往事的、具有某种朴素确定性的记述，才反而会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具有了“史诗”般的文化功能，给整个民族留下了集体的记忆。

    当下中国学界须警惕某种“汉学心态”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苏源熙（Haun Saussy）近来冷然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中国历史写作如何不同于西方历史写作的问题，看来大体上还属于美国式的“平行比较”的问题。我胡乱地、未加验证地猜想，他大概还是在冒着某种“比较的风险”，要从这个遥远的、孤离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一个足以为其本国史学所借鉴的参照系吧？

    而可惜的是，作为受到了他所属的那个传统之强烈冲击的现代中国人，我所看到的当今文明间的借鉴或传播，却主要表现为单方向的和压倒性的，也即主要是由“先进的”西方史学来冲击“落后的”中国史学，所以，我反而更倾向于运用“影响研究”的思路，去历史地考察和追踪自家传统的“失落”问题。

    原本，“国学”与“汉学”应当是并立的两造。中国人虽久有自家的以“经史子集”分类的学问，但倘非在近代发觉别家也有自成谱系的学问，“国学”二字便绝无提出的必要。在此意义上，“国学”从一开始便是作为“不完备”的对待物问世的，意味着国人已意识到从未将天下学识“尽入彀中”。如此，“国学”在本质上不仅不排斥属于外缘知识系统的“汉学”，还坚信凡“旁观”者必有其“清”的一面。

    可真正的麻烦和干扰却是，由于西方摧枯拉朽般的冲击，大多数中国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也都欣欣然地“自我殖民化”了——西方文明长期以来太过强势，以至于某些来自外部的方法与视角，也在巨大的压强下移入了我们文明的内部，甚至竟完全压倒了内部的声音。比如最近，人们对于某些字面上的雷同，投以了普遍而持续的关注；然而，除了这种较易鉴别的抄袭之外，其实更足以毁灭国内学术界的，恐怕还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剽窃，而是对于来自外部的“问题意识”的、不足与外人道的拷贝。

    比如，所谓“古史辨派”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以及它所带来的对于传世史料的局外人般的怀疑，就是西方的“科学史学”投向中国的强烈阴影。再比如，所谓“整理国故”的无谓学术努力，也无非是要尽量抚平中国文化胆敢跟西方的任何疏离与不同。在胡适看来，那无非是把这样一堆只有文物价值的死物，统统整理和收纳到他所带来的西方知识系统的抽屉里。

    可实际上，如果再度回到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前述立场，我们并不难发现，其实任何模式的人类文明——当然也包括科学的西方文明——都会有自己的难以自觉到的“文化前理解”，都有它们掩藏在基本学识之下的地平线。

    的确不错，从李济的挖掘工作开始，中国新兴的考古学家们，就总是需要将考古学验证于传世的材料。这种所谓“二重史证”的方法，似乎属于本土学者的“迷信”。然而转过来想想，在对特洛伊的古迹进行有名的挖掘之前，西方的考古学家及其赞助人，不也是先受到了荷马史诗的导引和鼓动么？

    话虽如此，却正如李零曾经在《中国学术》上所转述的，他们竟连中国史家的“二重史证”也看不大上，而只相信必然是零散破碎的、看似科学的考古学报告，由此就批评王国维是把“大坛子”装进了“小坛子”里边。然而我就不信，西方人难道只靠鸡零狗碎的考古学材料，就能拼凑起自家文明的古史图谱么？

    这就是我常常揭露的、眼下在中国学界竟也常见的“汉学心态”。无巧不巧的映照则在于：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由于胡适和史语所占据了主要的资源，也就总是显得洋派十足；而与之相应，由费正清开辟的美国汉学，其主要的存在形态也恰恰正是历史学。这就使得前者在知识的样态上，倒很像是美国汉学的回声或支部；而且，他们到了台湾以后就更像，而且是越来越像。

    与之对应，倒是台湾民间的学术界，特别是在某些边缘的哲学系里，反而产生了更有活力的新儒家。甚至，即使是在现在的台湾，也往往是大学里的文学系里，反而更多地保留了稍微原样点儿的国学。

    不久前看到台大的叶国良教授在讲，他们那边现在的学者们只敢循着知识性的立法，去讨论古代人物和材料的真伪、时代等问题，而不敢再随便利用传世材料去立论，也看不到在传世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其实也可以进行彼此之间的互证。

    而与此相应，我也不去讳言，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更加进入了史学的“现代化”时期。针对着这种压倒性影响的负面效应，有必要提出警告：千万不要把美国汉学学得“太像”了——尤其是那些正在构思博士论文的年轻人，现在竟连标题的句式都设计得简直是如出一辙。

    由于“史教”的衰微，这个文明正遭遇到非常独特的重大危机

    当然也无可否认，西方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系统，从来都有它值得学习的一面，包括晚近以来的似乎特别走红的全球史、环境史、妇女史等等，我今后还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主持这方面的介绍与引进。只是，这种跨文化的学习，又不能是失去主体性的，和矫枉过正的。

    回顾起来，过去时代的中国人，哪怕是他们中间的史家，对于历史的了解也是管窥式的、散点式的、不无模糊的，而缺乏西方式的知识系统。正是这种明显的缺陷，说服了包括梁启超等人在内的学者，必须要从西方那里汲取史学的营养。

    到了现在，我们的史学倒是越来越科学化、知识化、系统化了。只可惜，在以个人为创新本位的西式专利制度下，由于各种各样的身外之物的诱惑，致使种种挖空心思的“反弹琵琶”，几乎已是层出不穷和见怪不怪，从而使得史学不仅不再能倚靠经学，反而往往更加雷同于文学。

    这就不光是矫枉过正的问题了，这是完全发展到事情的反面了！本来，人们是嫌古代的史学还不够“求是”和“求真”，才动议要向西方史学学习的。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如今这种学习的结果却是，反而丧失了做学问的道义前提，沦落到了各种随心所欲的文字游戏中。

    最可怕的是，就连很多研究者本人，也是非常坦然地、不以为耻地、自觉自愿地，以此来游戏人生和游戏文字。而这样一来，中国人希望取法西学而获得的“进步”，也就突然变得已是适得其反了。

    公正而平心地说，中国的史学传统本身，本来当然既有优秀的、需要保留的一面，也有不好的、需要改进的一面。而犬牙交错的是，我们现在当然也向西方学界讨教了一些值得学习的东西，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把自家原本较有价值的东西，给心怀鄙夷地自暴自弃掉了。

    尤其是，如果考虑到路径依赖的问题，由于对于往事的记述，在中国文明的特有结构与文化心理中，原本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那么，由此带来的文化紊乱与失序，也就意味着更加深重的问题——由于“史教”的衰微，这个文明正遭遇到非常独特的重大危机。

    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并无宗教式的精神形态，但正由于“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史学才使得人们对于身后，也有了同样的关怀和惕惧——而中国式的、具有人格品格的伦理道德，很大程度上就附丽于此。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同样地，现在再来读早期北岛最有名的那首诗，也会读到对于历史的这种敬畏，那是中国人在绝望状态下的最后希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然而，既然现在连“良史”本身都不存在了，那些想要为非作歹的人，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比路易十五那句“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更为可怕的是，眼下就连“死后”也都再没有人感到畏惧了，因为干脆再没有史家们去秉笔直书了，而且人们也干脆不再阅读历史了。

    既然只剩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了，那就索性借着这一肚子的下流去畅通无阻吧——这就是当今中国的主流风习！

    “秉笔直书”的道义冲动，不应被徒具表面的学术外衣所抑制

    更加讽刺的是，在解构掉了史学的主流之后，反而是曾被儒家强力压制的、以往不能登堂入室的“佞史”传统，倒在官僚统治的现代社会遍地开花了。回顾起来，沉浸在经学诠释中的历代学者，早就借着对于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解释，而指出了这种“小传统”的暗中存在：

    “史，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策祝文胜质，则礼所讥失其义、陈其数是也。史官文胜质，则当时纪载或讥为浮夸者，是也。”（刘宝楠：《论语正义》）

    “质朴胜过文采，则像一乡野人。文采胜过了质朴，则像庙里的祝官（或衙门里的文书员）。”（钱穆：《论语新解》）

    这样一来，历史学家们，也就从最值得尊重的、代表文明高度的人，一下子转变成了最可有可无的、根本不值一提的人了。这也就是陈寅恪所代表的那种气节和气度，为什么突然显得如此遥不可及的原因。

    更加要命的是，晚近以来，在科技官僚的外行压力下，在“世界一流大学”的空洞诱惑下，西方史学所带来的那种形式合理性，也已成为各种社科基金的主要考核指标，而在这种徒具表面的学术外衣之下，所谓“秉笔直书”的道义冲动，反而更加要被抑制住了——否则岂有得到批准立项的可能？

    事实上，那些被孔子深度厌恶的“巧言令色”的佞史，向来都比胆识具备的令人钦敬的良史更容易谬种流传，因而也更容易形成气候。于是长期以来，他们总是可以提供大部头的史籍来粉饰太平，总是可以提供最琐碎的断烂朝报来堆满书架，总是可以提供无厘头的野史掌故来充斥巷议，总是可以反复炒作旧芝麻陈谷子来为传媒补白……然而，他们到头来也总是逃不脱这样的不治之症：无论如何也提不出任何独立的识断、判定与抉择。而由此一来，这群人简直就把整个历史学科都给消费和透支掉了，也就是说，他们既已向当朝的权贵证明了，历史编纂对于任何不合理的东西都是有益无害的，其实也就向后世的子孙证明了，历史编纂对于任何严肃的精神事业都是毫无意义的！

    正因为这样，当今的中国史学家们，也都罕有那种奋勇的担当了。我反而经常痛心地看到，那些研究中国经学史的人，可以比朱熹还更清楚历史的细节，然而这些从业者的平均道德水准，即使以较为委婉的口气来表述，也绝对不会高于普通的百姓。

    与之相反，倒是在狭小的民间社会，还有些以业余兴趣来记述往事的人。也反而倒是他们，还更多地保留了以往那种史家的风格，比如从老年人写作的回忆录，到记者们写作的历史演义，从已有的历史杂志，到新创的网络刊物。

    只可惜，又显得相当吊诡的是，这些人所表现出的学术水准，也大多只是业余的。所以，那些受过更加严格训练的——其中当然已包含西学的训练——所谓“学院派”的史学家们，又往往不大能看得起他们。

    所以说，下一位陈寅恪、下一位欧阳修或司马光，乃至下一位孔夫子，才是应当被我们焦急等待的、真正具有文化聚敛意义的“良史”。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