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见到沈有鼎先生是在1949年9月里,那时我正在清华研究生院读书。一天晚饭后,见到一位先生,目不斜视,旁若无人,昂首独行在清华大操场旁边的路上,有人指给我,他就是沈先生。
我虽早已闻沈先生大名,但从未见过,本欲上前打招呼,但沈先生前行已远,概不回头。据说沈先生每晚饭后必在这条路上散步,时间非常准确,只要见到沈先生散步,就是六点多钟了。有人告诉我,沈先生每天总是穿同一双皮鞋,直到皮鞋后跟磨坏、磨穿,甚至漏水,才去换另一双皮鞋,或是雨鞋。大概是顺手拿来,只要一穿上就使它受到同样的后跟磨穿的命运。
金岳霖先生当时对我要求很严,每周在课堂上给我上三次课,另有两个下午,我到金先生家里,金先生带着我读洛克、读休谟的书。有一天上课时,我突然发现沈先生坐在后面听课,此后沈先生每课必来,并且争着发言。有一次遭到金先生的制止,对沈先生说,“你别说,让苏天辅说。”沈先生不说话了,但我非常希望沈先生多说一点,因为一来沈先生的意见高明得多,二来我怕在金先生面前说错话。
一天,沈先生到我寝室来,我非常惊喜,原来沈先生发现清华园里的某个小食店卖的蜜麻花很好吃,要带我去品尝一番。
有一次,沈先生带我去颐和园拜访梁漱溟,梁当时住在颐和园里的一个小院落里,这个小院子或在谐趣园之内或之外。既至,经通报,至客厅,梁出,与沈先生寒暄,沈先生把我介绍给梁,于是就坐,上茶,我本欲听沈、梁二先生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但大家都静坐,真正的静坐,一动不动,无言。约过了二十分钟,沈先生起,告辞,梁送出,会见完毕。此事颇有魏晋之风。归时,天已薄暮,昆明湖上有几只水鸟悠然翱翔,我和沈先生散步回清华园。
有一次我在沈先生屋里,记不得讨论什么问题了,讨论了很久,沈先生忽然想起带我出去吃饭,欲出门时,找不到钥匙了,沈先生把他的衣兜、裤兜都翻遍了,没找到,突然对我说,“一定在你的衣兜里。”我说:“不见得吧,你还没把你的东西类里的所有可能都穷尽呢,先不要在别人的那个类里去找吧!”沈先生忽然大悟,说,“对了,我还没有找抽屉呢!”于是打开抽屉,钥匙安然地躺在那里。
沈先生平时不大爱说话,对一些生活琐事,对一些世俗之事,更是不明就里,言不着边。有一次沈先生应邀到某校进行学术演讲,会议已经开始,迟迟不见沈先生入场,急坏了主办方,通过电话联系清华这边,又告之说早已离开去参加会议。还是一位比较了解沈先生的老师提醒到校门口去看看,果然见沈先生蹲在校门口外,一问原来是门卫没让进门。沈先生因为很少换洗衣服,穿着上有些破破烂烂的样子,门卫问他是谁,他反问门卫你是谁,门卫问他进去做什么,沈先生回答有人请他去做报告。门卫看他的穿着,以为他瞎说,愣没让他进,结果他就急得只好蹲在校门口。
但只要一讲起学术,沈先生却是滔滔不绝,眼睛发亮,且确实有其独到、精湛的看法。沈先生给我上课,讲“语言、思想与意义”问题,当时沈先生讲,一串有意义的声音叫做辞皿,辞皿与辞是有区别的,辞皿又可分为有效的与无效的两种,有效的辞皿可以表现“思想”,思想作为有其对象,而对象又可分为“思想内容”和“对象本身”等等。当时我感觉沈先生分析得细致入微,真叫人折服。我认为沈先生已尽得金先生真传,金先生的剥茧抽丝直探真理的精神和方法,沈先生已尽得之。
还没有深入接触沈先生之前,金先生就对我说过,沈先生对一些生活中的事体好像不太懂,但对学术问题的分析是非常细致入微的。我在和沈先生的接触中对此确有实感。沈先生已作古,但他的著作和文章将长留人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注:沈有鼎(1908~1989),字公武,中国逻辑学界的开拓者之一,专长数理逻辑和中西逻辑史,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苏天辅(1922~),师从金岳霖,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长期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中国逻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