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雅安探索

    2013年4月20日雅安芦山7级地震发生后，大批青年志愿者奔赴包括思经乡在内的地震灾区参加救援。

    年轻的女乡长杨艳萍面临着繁重的救灾和重建事务，但零散而来的志愿者似乎帮不上什么大忙，有时还“添乱”。比如，看到老百姓喝山泉，宣传“饮用水应达标”；到某个村子发放救灾物资，却可能引发临近村庄的不满……

    其实，地方干部心里也清楚，不是志愿者做错了，而是缺少一个机构来协调救灾的有序开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省有关方面在争分夺秒的抗震救灾工作中，启动了由党政主导、共青团领衔，群团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雅安探路”——协同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参与救灾和重建。

    让善心有序而来

    一个时间表呈现了芦山地震发生后上述工作的进度。

    震后第5天，即2013年4月25日，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设立了社会管理服务组，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李登菊任组长，该机构负责联络、沟通、协调、服务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依法有序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共青团、工会、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成为社会管理服务组的骨干力量。

    震后第8天，全国首个灾害应对社会管理服务专门平台——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在芦山的救灾帐篷中成立。服务中心的工作由团四川省委牵头推进。

    短时间内，由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7个县（区）服务中心、26个乡镇服务站构成的扁平化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在雅安地震灾区建成，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提供了入驻办公、政策咨询、需求发布、活动协调等开放式服务。

    赵京东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把自己的办公室从成都搬到了雅安。他是共青团四川省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受团省委派遣，他在前方具体负责服务中心的工作。迄今为止，赵京东已经在雅安灾后重建第一线坚守了9个月。

    服务中心位于雅安市区的黄金地段，由地方政府无偿提供。数十个参与雅安灾后重建的社会组织在此免费办公。入驻服务中心的，既有中国青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这样具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也有壹基金、南都基金等市场化的公益基金，还有一大批刚刚起步、尚不出名的小规模社会组织。

    一个名叫“完美春天”的社会组织，在服务中心大楼里拥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按照服务中心的调度，这个组织在宝兴县灵关镇赵家坝安置点开展社区服务。

    “我们在那儿了，服务中心就不会派别的同类机构过去服务了。”负责人黄加松说，“服务中心会按照灾区的实际需求来调度资源。有了统一的协调，资源就不会重复。”

    协调，在黄加松的记忆里有特别的含义。几年前，他所在的团队结识了一位孤儿，正准备实施资助，但发现在那之前已经有好几个公益组织在帮助孩子了。

    没有协调机构的存在，难免会出现这种重复情况。芦山地震后，服务中心把党政资源和社会资源拧成了一股绳，高效投入了灾后重建。

    在思经乡，由于有服务中心的统一协调，志愿者和社会组织不仅有序进来，而且还能帮政府干大事。

    “江西一家基金会出资1000多万元支持了思经乡一小教学楼的重建；两个扶贫基金会分别对团结和大河两个村进行援助，改善林区公路、改造低效茶园……”说起这些社会组织，乡长杨艳萍如数家珍。

    这位基层政府的官员真切地感到，在社会服务方面，社会组织恰恰在这时体现了补充优势。

    建起以需求拉动资源的平台

    社会组织的资源抵达思经乡之前，天全县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是他们的枢纽站点。

    在天全县财政局办公楼一楼，一个近100平方米的大开间办公室，被用来作为当地服务中心的办公场所。

    31家社会组织在这个中心登记，其中十多家长期在中心设点办公。团县委、县总工会、县妇联的三位负责人分别负责这个中心下面综合服务部、项目信息部、联络对接部的具体工作。

    这里就像一个虚拟的公益资源交易市场，“产品”——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在这里有进有出。

    最早的时候，收集到社会组织能提供的服务清单后，中心把这些服务相应地对接到各个乡镇及受灾点。后来，服务中心的名气大了，受灾点主动向中心报需求，希望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

    在服务中心下属的信息服务部，工作人员像搞“招商引资”一样，把各灾区的需求分门别类，整理成《社会爱心组织援建项目册》。这些册子被提供给前来灾区的社会组织，有时候，县里的党政部门还带着这些册子到外地，“招善引慈”。

    效果好得出乎大家的意料。一家汽车企业根据册子里的需求，出资50多万元资助了一所小学的建设，还给15个乡镇各捐了一台面包车。

    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坦言，企业很想为灾区做点事，可没有专人负责这类事务。要不是服务中心主动联系，恐怕这事也就搁置了。

    亲身参与这个过程的团天全县委书记李娜感叹：“很多基金会或企业老板有善心但没精力，就不会往灾区投钱。如果我们能协调力量帮他们实施项目，他们会很乐意支持灾后重建。”

    走出“招善引慈”的新路子

    “招善引慈”的普遍实践，给很多社会组织创造了参与灾后重建、社会建设的机遇。

    一组数据表明了上述探索的实际成果：目前已有全国各地的47个社会组织入驻服务中心办公，有效联系社会组织240余个，服务中心因需、有序派遣志愿者3.8万人次。

    服务中心已对接的公益项目共588个，项目金额13.24亿元，投资超过1000万元的项目有11个。项目类别从抢险救援和过渡安置阶段的心理服务、物资援助、特殊群体帮助，到恢复重建阶段的就业创业、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服务中心编制的公益项目库，已经储备多个类别的公益项目1400余个。

    服务中心还主动出击，赴北京、广东开展公益项目推介。在民政部等5部委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上，服务中心与社会组织现场签约8.5亿元。

    团四川省委书记刘会英说，服务中心坚持“大规模引进来”和“大踏步走出去”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开放式“招善引慈”的新路子。

    三个“第一次”则体现出党政对此项工作的高度认可：四川省抗震救灾体系第一次将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纳入工作力量范畴，第一次将总预算1.2亿元的社会管理服务项目纳入灾后重建总体规划，第一次搭建了党政部门、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应对灾害的跨界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1.2亿元的社会管理服务项目被纳入灾后重建总体规划，在中国救灾史上也尚属首次。

    在“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中寻找共青团的定位

    在过去9个月里，“中心”这个被简化的称呼，成为团四川省委机关内部流传最广的词之一。刘会英告诉记者，过去半年多时间里，团省委机关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前往灾区一线工作，她自己则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精力花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这个新生事物上。

    “边学，边干，边研究，边推动。”她说，与社会组织“共事”的过程，在很多方面倒逼了四川共青团工作转型，比如进一步“去行政化，趋社会化”，从组织本位向青年需求本位转型，从活动型工作向功能型工作转变。而在共青团工作之外，则是赢得党政和社会认可的、更有启示意义的收获。

    数据显示，在入驻服务中心的国内各社会组织中，除了一些知名的社会组织外，还有一些本土起家的“小个头”。像“完美春天”、“湘川情”等。

    震后，雅安市民政部门制定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注册相关政策，扶持本土社会组织的发展。芦山县龙门乡养兔协会、天全县青年创业联盟等10余家本土社会组织相继诞生。

    在服务中心的推动下，一大批青年加入了社会组织的队伍。在雅安，超过200名应届毕业生、西部计划、大学生村官等优秀人才成了社会组织的新生力量。服务中心还依托四川农业大学等建立社工人才培训基地，截至目前已累计举办120余期培训，惠及1.5万余人次。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徐永光说，这项工作发挥了政府与民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实现有效运行，可谓政社合作的典范。在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郭虹看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中，“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到底怎么做，四川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