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畅谈改革年代

    《邓小平时代》自2013年1月由三联书店出版以来，首印50万册在一周内销售一空，迄今已热销逾70万册，并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莱昂内尔·盖尔伯奖等12余项中外图书大奖。出版一周年之际，《邓小平时代》作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与著名党史专家章百家，在北京首都图书馆展开了一场关于“改革年代”的对话。

    傅高义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为了本书写作，他倾10年之力，阅读了大量相关文字材料，并访谈了许多曾与邓小平有过接触的人，如江泽民、钱其琛、李光耀、基辛格等。抱着眼见为实的严谨态度，傅高义还亲往邓小平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如四川广安、江西瑞金等处。

    傅高义说：“基辛格第一次到中国是1971年，尼克松是1972年，我是1973年。”1973年，他跟随一个科学代表团，迫不及待地来到中国，想了解这个当时尚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家。此后，1980年、1987年，傅高义又多次来到中国。“我能看得出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0年，我70岁，从哈佛大学退休，我很想写一本书，让更多美国人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于是，有了这本《邓小平时代》。”

    全书人物、事件众多，既有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相互关系的细致解读，又有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权力过渡、中美建交、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九二“南巡”等重大事件和决策的深入分析。傅高义说：“开始写邓小平，我知道他很重要。写了之后，我觉得他更重要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多领导人都想让老百姓富起来，但没找到合适的路。在邓小平时代——当然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走出了一条新路。”

    章百家认为，《邓小平时代》对许多问题的叙述较为全面。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外交上有两个大动作，一是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完成了中美建交。这两件事在当时困难重重，中日有钓鱼岛问题，中美有对台军售问题。邓小平这样做，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章百家说：“除了中日、中美关系，傅高义在书中还特别注意了邓小平的东南亚之行，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交往，这是我们以往研究中所忽略的。”

    傅高义一再强调其作为独立学者的“客观中立”。纵览全书，应该说他努力坚守了这一立场。同时，由于是外国学者，没有既定的框架，傅高义也时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新观点。比如，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开始了，“恢复高考也是改革的一部分”；而整个改革进程，并没有事先设计好的蓝图，很多事情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邓小平，傅高义基本持肯定态度，但他并不回避当前中国改革的困难。他在全书最后专设一章，提出如果对改革产生的问题处理不善，中国有陷入“乱象丛生的社会”的危险。傅高义说：“中国在法制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当前和未来都面临巨大挑战。腐败，民众福利——特别是教育、医疗、养老、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都是对邓小平继任者们的极大考验。”

    在现场提问环节，有观众问：“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底线在哪里？”傅高义回答：“底线是中国应该安定、团结，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