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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北京媒体报道《北京南站成健身馆：居民聚集打球踢毽》，引起关注。记者随后在北京南站大厅采访时发现，确实有不少居民早晚在此健身，但据居民反映，他们选择在火车站健身也是无奈之举。而记者从北京南站附近的社区了解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让大幅增加群众身边的健身场地变为无解难题。
北京火车南站地处北京市南二环至南三环之间，周边主要有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街道及右安街道下辖的居民区。
记者在西罗园街道所属的洋桥北里社区看到，社区内有一处小型广场可供居民健身使用，但场地明显较小。而在右安街道的东庄社区，密集的居民楼之间，有限的空地基本都划成了停车位。
“西罗园街道下辖的16个社区主要都是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建成，由于当初规划的原因，这些社区要想大量增建社区体育场地已经不太可能。”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街道文教科科长杨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杨芃介绍，近些年，街道已在14个社区利用有限的场地建设了200平方米到400平方米标准的全民健身工程项目，每套全民健身工程项目大约包含十几件健身器械，另外有两个社区由于实在没有场地，无法建设任何体育设施。
在西罗园街道，社区体育场地条件最好的是西罗园二区，记者在西罗园二区体育场看到，这片公共体育场地里包含有4块篮球场、1块足球场、1块旱冰场及一套全民健身路径。
“这种大型、综合社区体育场地在整个丰台区只有两个街道有，一个是这里，一个是在方庄。”杨芃表示。
看似这种大型、包含较多运动项目的社区体育场地才能满足老百姓对体育运动的多元需求，但即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是凤毛麟角。
杨芃表示，“政府对开发商新建小区配套建设体育场地是有要求的，不过，这种要求往往会被开发商钻空子。比如，开发商可以将一个大型居民社区分成若干个小型社区进行建设，那么，每个小型社区的人口数，就可能低于政府规定配套建设体育场地的居民小区的人口数下限，这样就能不建体育场地了。此外，政府只是规定开发商按照人口比例配建体育场地的面积，并没有对具体建成什么样的体育场地作要求，有些开发商就把小区的一片空地或广场视作体育场地，而这样的场地并不能充分满足老百姓体育健身的需求。”
还有一些开发商配建的社区体育场馆，设计缺乏科学性，杨芃表示，“比如建筑物的层高太低，或有较多的承重墙体，只能放置乒乓球台和台球桌等小型球类设施，使用功效很低。”
根据多年对社区体育场地调研的经验，杨芃认为，如果政府能将社区体育场地的用地单独列出，并单独交由体育相关部门或专业人员设计、建设和运作，可能得到的收效会更高。现在，完全交给开发商去设计、建设社区体育场地，往往会遇到开发商应付差事的情况。
每天早晚，西罗园二区的体育场“人山人海”，因为这座体育场并不独属于西罗园二区，而是西罗园4个社区共用的体育场地，4个社区的居民人数已经超过两万人，如果按照两万人的使用率计算，西罗园二区体育场的规模并不算大，不过，这样的体育场地条件，已经比大多数只有一小片全民健身路径的居民小区好很多。
在北京，还有很多属于保障房项目的居民小区，尽管入住的人口数量巨大，却没有任何社区体育场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附近的大型社区——新景家园、国瑞城和富贵园就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几个以回迁房为主的小区，入住人口达到数万人，社区里基本看不到配建的体育场地。因为依照北京市的相关规定，保障房项目对社区体育场地的配建没有硬性要求。
“就像早些年环保事业在中国也不受重视一样，现在，国家对全民健身的重视程度也相对滞后，但全民健身应当受到更高的重视，而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基础就是场地。”体育学者、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由于城市规划缺乏对社区体育场地的布局，事后的弥补就显得越发困难，因为小区里增建体育场地就意味着停车、绿化等方面的用地会减少，而且体育场地又必须与居民楼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会存在扰民问题。
难道就没有办法缓解群众健身场地不足的难题吗？易剑东建议，在公园、绿地里新建公共体育场地，“我在美国纽约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公园管理部门是与体育场地管理部门是合在一起的，公园里一定会有供市民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的设施。”
不过，在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街道，常住人口超过10万人，却只拥有一个万芳亭公园，这个公园里已经配建了一条乒乓球台长廊和一个笼式多功能运动场，在杨芃看来，这已经是公园可以划给体育场地的极限。
本报北京1月20日电
本报记者 慈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