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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浦东海事局危防处副处长陈维还清楚地记得11年前自己第一次登上外高桥港区货船查验的情形，小型货船没有舷梯，老旧的长凳子倒扣在码头和货船两头，没装任何防护装置。
海风时不时吹过来，只有1.58米的陈维不停地发抖，走在凳子上她不敢朝下看，满脑子都是前辈提醒她的话：要是从离海面有3米高的凳子上摔下去，“肯定从海里爬不上来了。”
有同事劝她：“女孩子就老老实实呆在海事局政务大厅好了，去现场太危险了。”22岁的陈维还没从双脚瘫软的不适中缓过来，她望了望清一色从部队转业回来的高个子男同事们，沉默了。
大学毕业还不到半年的陈维心灰意冷。朋友聚会时，大家都羡慕她去了上海的机关工作，却没人知道，当年还叫外高桥海事处的单位地处上海最偏僻的东北部。“我差一点就辞职了。”那个时候的陈维怎么也想不到，两年后的她，会成为浦东海事局危防处第一个走上一线的女海事工作人员，甚至，把家都安在了距离单位最近的一个小区。
2004年成立的危防处在当时有特殊的意义。在集装箱运输高速发展之际，有部分商家受利益驱使，对危险品运输采取谎报瞒报等行为。抱着“想为海洋安全做点什么”的想法，陈维进入了危防处，而她在那里的工作，就是从外高桥港区每年超过1500万吨的吞吐量中，找到隐匿在普通货物中的危险品。
可是，这项类似“福尔摩斯探案”的工作对环境工程专业的陈维来说，太难了。
很多时候，还没开始“探案”，问题就来了。查验场是露天的，梅雨季节的上海雨水不断，那个时候的查验场总能看到个子小小的陈维穿着雨衣查验集装箱的身影，每次查验结束时，鞋子里积满了水，裤子也湿透了，“第二天准感冒”。7月、8月的上海，气温能飙升到40摄氏度。同事刘晓东还记得，每次查验前，陈维都是一声不吭地换上厚厚的防护服，不到90斤的陈维背着30多斤重钢制的呼吸器，走在烈日当头的码头上，“常常晒到中暑。”
甚至，早起去查验，中午和集装箱卡车堵死在港区的路上，根本回不去办公室。吃午饭常常都是下午3点了，拜托同事订的盒饭，早凉了。
吃着已经凉掉的饭菜，陈维克制住想流泪的冲动，默念起《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国内水路危规》中列明的危险品货物，每天下班回到家后，她又总结起近些日子查验的经历，按照重点船舶、重点单位、重点品名一一归类，接着，又是一遍遍地背诵。
陈维还时刻关注着国家的经济形势。“进出口贸易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冬天多查烟花爆竹，夏天多查农药。国家重点退税政策调整的日子更是查验重点时期”。
这让陈维真正有了福尔摩斯般的“洞察力”，不仅熟知各类货运危险品，还对自己曾经查验过的船舶、品名都过目不忘。5年前，正是在堆满成百上千个集装箱的海关查验场，并未当班的陈维一眼就发现了标记为“盐酸左旋咪唑”的集装箱，她清楚地记得，那正是自己曾经查验过的一种有毒医药原料。
仅2012年1年，陈维开箱的查实率就高达90.24%。同时，她还花了几年时间陆续完善写成了如今在全国海事系统推行的“开箱工作手册”。
不过，查验中许多负责货物运输的管理人员对危险品运输危害的无知却让这个“女福尔摩斯”越来越担忧。
这个在每次查验都冲在最前面的80后全国劳模，最大的心愿是自己能够“失业”。“如果有一天，不再需要我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海洋运输彻底的安全吧”。
2013年3月的一天，凌晨两点半的临时查验让陈维不得不离开还在发烧的女儿，赶赴现场。
从码头回来已经是凌晨4点了，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陈维一边流着泪，一边想：“‘失业’的话，应该就能在女儿生病需要我的时候陪在她身边了吧？”
实习生 袁贻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