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副作用”下的阿拉伯民生

    由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政权突然倒台（2011年1月14日）而掀起的“阿拉伯之春”，迄今已有3年时间。“革命者”当年喊出的“民主、人权、自由”未能兑现，反而演变成了“动荡、极端、缠斗”。

    3年多来，突尼斯陷入伊斯兰势力与世俗政治的无穷缠斗中，利比亚成了各派民兵武装兵戈相见、群龙无主的角斗场，也门因政府难降部族民兵而导致政令难出总统府，埃及经历了从伊斯兰政权回归军人统治的“民主试验”，叙利亚内战死亡的人数已超六位数且仍在飙升……尤其对于这些国家的百姓来说，“革命副作用”带来的民生伤痛，远超过他们对政治混乱的感受。

    经济靠外国援助勉力支撑

    经济和民生，在“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中首先受到冲击。“阿拉伯之春”波及到的那些国家，现在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国际社会很清楚，3年来，“革命”所引发的政治动荡与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固然重塑了西亚北非的格局，但经济才是这一地区更深层次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3年年初曾预测，“阿拉伯之春”波及国埃及、约旦、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的经济增长率为2.9%，但年底得到的数据却是3.2%。这一数据看似光鲜，但在“增长”背后却隐藏着两个秘密——其一，3.2%这一数据的统计范围并不包括叙利亚和利比亚，因为这两个国家正处于战争或混乱状态，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经济统计数据。一旦把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统计数据算上，“阿拉伯之春”波及国家2013年经济增长率将会降至零，甚至是负数！其二，3.2%的年增长率并非出自本国产业贡献，而是全靠外国经济援助强撑起来的。以埃及为例，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8%，但这一增长却是由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提供的120亿美元的“无偿”经济援助换来的。而所谓的“无偿”，其实是有政治条件的，那就是埃及军方向上述三国保证将“穆兄会”赶下台。事实上，眼下的埃及经济完全是一团糟：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财政赤字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3.2%，外汇储备仅相当于2011年的一半，其国家经济支柱旅游业完全停顿。

    同样显现出经济增长假象的，还有约旦。2013年，约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5%，但这个数据主要源于美国、沙特和IMF提供的巨额无偿援助。事实上，由于埃及局势持续动荡，约旦不但无法从埃及获得稳定的能源来支撑经济发展，更丧失了贸易伙伴和地区运输通道的地位。

    对于靠外国援助强撑经济的做法与后果，埃及金字塔研究所资深专家穆罕默德·哈里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邮件采访时表示：“这好比是用阿斯匹林治疗一个脑瘤患者，可能会舒缓疼痛，但却根本无法治愈恶疾！”

    更为致命的是，靠外来援助强撑的“经济增长”毫无可持续性可言。“海合会”的“大金主”们不可能无穷尽地向埃及和约旦等国提供经济援助，而且新执政者的贪腐正在激起民众的更大不满。3年前，“革命者”逮捕了大量前政权的高层官员，并向民众保证“根除腐败”，但事实上，腐败现象不减反增，外国经援在这些国家也基本被投入到能源或其它“来钱快的行业”，鲜见被花在教育等民生工程建设上。

    依靠石油业提振经济梦碎

    在“阿拉春之春”浪潮下，石油产业发生了“质变”，革命前的“能源”在革命中变成了“武器”。

    以利比亚为例，作为非洲最大的石油储量国，利比亚坐拥470亿桶石油，石油生产占GDP的80%和出口额的97%。2011年北约空袭前每日原油产量约160万桶，且多属于高质量的低硫轻质原油。战争让利比亚的石油生产设施几乎没有受到破坏，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曾经乐观估计，只需不到一年时间，利比亚战后石油生产就会恢复到甚至超过卡扎菲执政时期的最高产量。当时，利比亚民众也信心满满地认为：“不到600万人口却拥有430亿桶石油储量，从这一现实来看，我们在未来几年内就会赶超迪拜！”

    然而，卡扎菲下台后的事实却是，混乱的时局不断侵蚀着利比亚石油业。自2012年以来，利比亚不断爆出有工人和民兵武装袭击油田、破坏生产设备，并以此要挟政府向当地民众和退伍士兵提供待遇优厚的工作。对此，利比亚执政当局只能诉诸武力去平息骚乱，随即引发新的抗议活动。自2012年5月以来，抗议者们关闭了利比亚西南部的菲尔油田，托布拉克、拉斯拉努夫、祖艾提那及其他外输油港随即遭受影响，至少造成10亿美元的损失。2013年7月，示威者封锁了利比亚南部的萨拉拉油田及港口，利比亚的石油出口量因此从前一个月的100多万桶/日跌至11万桶/日，石油出口遭受重创。

    目前利比亚的石油出口量仅为6万桶/日，几乎不到战前的零头。石油出口是利比亚的经济命脉，其约500亿美元的国家年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此。石油出口剧减，利比亚的经济命脉也就岌岌可危，发展更无从谈起。

    1月6日，美国高盛集团悲观地预测，利比亚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2014年日均原油产量仅能维持在65万桶，何时能恢复到战前水平不得而知。

    利比亚民众的“石油发家梦”由此破碎。穆罕默德·哈里发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不论是利比亚、埃及、突尼斯，还是也门，石油生产和出口都是恢复国家经济最迅速、最可靠的途径。如果石油和其它能源生产不能迅速恢复，这些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都会受到冲击。”

    类似的“石油悲剧”，也在埃及和突尼斯等国上演。埃及石油资源丰富，2013年已探明原油储量为44亿桶，且自2008年以来每年都有新油田被发现。但自穆巴拉克倒台以来，针对埃及输油管道和运输线的袭击事件时有发生，直接导致埃及不时关闭输油管道，吓走了绝大多数外来石油生产探测投资方。

    “革命青年”就业率不增反减

    青年就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风向标。3年前，打着“要工作岗位”旗号上街抗议示威的阿拉伯青年，在3年后猛然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在失业、仍在抗议。

    虽然利比亚政府无法统计本国的失业率，但卡内基基金会多哈国际中心估计，至少65%的利比亚青年处于失业状态。该中心警告称：“这些无事可做的青年人不得不选择拿起战后随处可得的武器，加入形形色色的武装团体，成为所谓的武装民兵，加入抢地盘或者直接弄钱的行当，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利比亚的局势动荡，打击了外来投资者的信心，最终影响利比亚的能源生产复苏。”

    在突尼斯，青年就业状况较革命前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持续恶化。根据中东诸多研究机构提供的数据，2013年，突尼斯经济仍是负增长，全国共发生2.1万起罢工和静坐示威事件，7.5万名大学生走出校门便加入了失业大军。突尼斯中央银行负责人也表示，突尼斯的整体经济仍在恶化，“希望5年内”能有所好转。

    穆罕默德·哈里发分析说。突尼斯的青年们原本认为，随着本·阿里政权的倒台，官僚腐败现象就会减少，国民经济自然会好转，民众福利会提高，就业机会也可以增加。但事与愿违，突尼斯现在仍处于政治过渡期，表面上看，“革命”似乎给了突尼斯人“无限的民主与自由”，人们可以把形形色色的支持与反对、赞成和不满、高兴或愤怒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上街游行与示威抗议成了家常便饭；但实际上，党派林立并相互争权夺势，许多关乎国家与社会的重大事项常常议而不决，政府官员缺乏职业素养，政府承诺的经济发展目标、社会责任都无从落实。在吸引海外投资和创造就业、改善民生、控制物价与公共秩序等方面，更是今不如昔。

    埃及也是如此。旅游是埃及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持续动荡的政局几乎吓跑了所有外国游客，这直接导致大批旅游业从业者失业。埃及青年穆斯塔法·拉贾德毕业于开罗大学旅游专业，埃及革命爆发初期，他凭借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在开罗解放广场接受西方主流媒体的采访而一夜成名。拉贾德回忆说：“四年前（2010年），我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后来在吉萨金字塔下当非法导游，靠拿回扣获取低得可怜的报酬。我希望来一场大变革，以为这样就可以找到好的工作。2011年，当开罗解放广场聚集百万示威民众时，我觉得机会来了。但事实上，‘革命’成功了，穆巴拉克下台了，可我们的生存状况却一如既往，毫无改变，原来把我当‘革命英雄’看的朋友现在也不待见我，认为是我们摧毁了社会秩序，砸碎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 拉贾德感慨说：“我们太天真了。‘革命’时我们冲在最前面，‘革命’成功后，胜利的果实却没有让我们分享，青年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当初参加游行的许多年轻人也跟我差不多，一些人本来在工厂、公司上班，因为抱怨工资低才加入示威大军，可现在这些公司、工厂都关门了，他们连挣低工资的地方都没有了，生活难以为继。”

    正因为如此，现在当拉贾德看到仍在开罗解放广场上“奋战”的“反对派”或“新革命者”时，他都会厌恶地说：“蠢驴！”

    拉贾德的遭遇并非个例。埃及中央数据统计署的资料显示，2013年首季度埃及失业率升至13.2%，革命前的2010年首季度的失业率仅为9.1%。2013年的全年失业率数据还没有最终出炉，但埃及国内多家媒体报道称，其失业率可能飚升到31%。

    埃及的失业率是整个阿拉伯地区的一个写照。有数据显示，2012年阿拉伯地区有大约2000万人失业，失业率达到16%，比“阿拉伯之春”爆发前的2010年上升了2%。

    “革命副作用”波及周边国家

    深受“阿拉伯之春”革命副作用之苦的，其实远不止爆发革命的这些国家。“革命”带来的副作用，还祸及了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国。

    对于约旦和黎巴嫩来说，持续涌入的叙利亚难民，几乎压垮了它们的国家经济。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涌入约旦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已经相当于约旦国民总人口的8%，挤占了原本就不多的饮用水等资源，抢走了本来就不充裕的工作机会。逃到黎巴嫩寻求难民身份的88万叙利亚难民，也已经相当于黎巴嫩国民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其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占黎巴嫩国民生产总值的11%。最令人担忧的是，叙利亚难民仍在不断地涌入周边国家，他们何时才能够返回叙利亚尚不可知。

    与约旦、黎巴嫩不同的是，“阿拉伯之春”对以色列的直接影响刚开始时并不那么严重，国际资本对以色列的投资信心也没有动摇，但当2013年8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宣称要对叙利亚动武时，以色列股市损失惨重。

    更令以色列不安的是，埃及西奈半岛重陷动荡，巴勒斯坦、约旦和黎巴嫩国内的极端宗教与恐怖势力趁机抬头，正在成为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新威胁。受此拖累，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和解进程恐将重新陷入停滞。

    本报北京1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