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寨银行：生态文明的民主试验

    隆冬的一个周末，老君山深处一户简陋的民居里人声鼎沸。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石头乡立苴村小桥头组（行政村下面的自然村称为组）46户人家聚在一起，参加了“小桥头组封山保护与村寨银行联动项目”的启动会。

    “村寨银行”，在外人看来有些生僻高深，而这些几乎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的农民，却能头头是道地解释给你听。“村寨银行，就是村民自己的银行嘛！我们来管，我们说了算；大家都保护大山，大家都有钱发展。”2013年12月初，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此采访时，一个上了年纪的精瘦老者自豪地说。

    项目的公益资助方——三江并流原始森林保护项目团队（以下简称“保护团队”）总监邓仪搬了个小板凳，笑眯眯地坐在村民堆里。“村寨银行”就像邓仪的孩子，从无到有，经历了近30年摸索，才成长为国内首个把环保、发展和民主结合在一起的项目模式。

    “村寨银行”联动环保

    “村寨银行”是一种公益性社区金融系统，它脱胎于90年代中期在贵州草海实施的小贷模式——“村寨基金”，其目的是帮助村民在环境保护的同时发展经济。邓仪在贵州参与了大量村寨基金项目的相关工作，然而随着项目的深入，村民的还贷积极性越来越低。邓仪经过调查，认为问题在于“项目运行主要依赖项目官员的强势介入和监督，而非基于村民自主讨论而建立起来的制度。”

    2000年，邓仪离开草海，在反思中走过了贵州毕节、内蒙古阿拉善、云南老君山的许多村落，对“村寨基金”的模式不断改良。其中，在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素朴镇古胜村，“村寨基金”已由村民自我管理和运营十余年。

    而在面临草原荒漠化危机的内蒙古阿拉善盟，许多嘎查（盟是内蒙古的地级行政区，嘎查则为行政村）的“村寨基金”项目已顺利开展了9年，在改善了农牧民生计的同时，阿拉善地区草原上的砍伐、过度放牧现象也基本消失。除了在资金配比（阿拉善盟的“村寨基金”为政府、NGO、农户三方共筹，农户筹资的比例往往不到资金总额的二分之一甚至更低，而“村寨银行”模式下外来资金不可高于农户筹资，多为1∶1配比）和规则制定等方面有所不同，“村寨基金”在框架上与今天的“村寨银行”大体相似。邓仪告诉记者，从2004年开始，他所在的生态保护团队在阿拉善盟的19个嘎查实施了149个“村寨基金”项目，截至目前，大多数项目仍在运转。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副教授萧今长期关注阿拉善地区的环境保护，也见证了邓仪等人和“村寨基金”、“村寨银行”一路走来的历程。她在《生态保育的民主试验——阿拉善行记》一书中写道：“（阿拉善村寨基金的）这个模式有几个特点。第一，建立了以农牧民为主体的公共管理组织，并受到多方监督；第二，由本地农牧民选择可行的生态-生计项目并实施，形成了环保的社会性基础……最后，创造了一个筹资模式，把依赖政府和外援的生态保护转变为自主和自助的行动。”

    而在云南省丽江市的老君山区，这种模式被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一套内生于村寨传统的小贷模式——“村寨银行”，使村寨发展和环境保护形成一个互为促进的共同体。其中，公益机构有着明确的资助原则：每户村民机会公平，自愿参与；公益机构出资不得高于村民出资，保证村民的绝对主体地位；由村民对其长期进行自我运作、管理和监督；严格遵守契约，村民一旦破坏环境公益机构便有权撤回资金等。

    由此，在三江并流原始森林保护项目团队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石头乡立苴村小桥头组46户人家依次在“小桥头组封山保护与村寨银行联动项目协议书”上郑重地签了名字，按了手印，上交了林权证。按照协议约定，每户村民入股1000元，46户共计46000元；团队则按1∶1的比例配套注入46000元公益款，小桥头组就这样拥有了9.2万元的项目本金。入股的村民通过公平抽签，平均分3批进行借贷，第一批15户村民可获得6000余元贷款，期限为一年。第一批村民还款后，第二批村民再进行借贷，以此类推。村民可以自由支配这笔钱，发展种养殖业、供孩子上学、盖房、看病等，但不能做破坏生态环境的事情。

    邓仪告诉记者：“如果一个人违反约定砍树了，他的林权证和自己交的那1000元本金就会被扣下，严重时同村村民的借贷资格甚至也会被取消。谁也不敢冒这个险。这种机制建立了，村民之间有制衡，就能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

    解决“公地悲剧”的制度探索

    回溯以往的环保历程，保护生态和生存发展似乎是一对无解的矛盾。邓仪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多年前，云南某县穷急了的山民集体上山砍伐国有林，县长和公安赶到现场试图控制局面，和山民们发生了冲突。情急之下，县长下令向天空鸣枪示警，结果山民吓得大喊：“县长要对老百姓开枪啦！”一传十十传百，当地百姓和政府的关系迅速紧张起来，而那位县长也最终黯然离开了岗位。

    这还只是众多冲突中的一个案例。在立苴村三岔河组，傈僳族村民、护林员褚学采并不讳言，自己过去经常砍树。“老百姓砍，护林员也砍；别人看见我拉木头出山，我就说这是有人砍树被我发现后没收的木头。”

    在萧今教授看来，这正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比如山林，有许多拥有者，其中人人都有使用权，但却难以阻止他人使用，资源因此被过度使用。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人人都知道资源将枯竭，但人人对阻止事态的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着事态的恶化。

    可褚学采觉得这也是生活所迫：“如果有办法，谁不愿意把这青山绿水保存下来？”从老君山外开车驶入石头乡立苴村，要在狭窄起伏的盘山土路上颠簸几十公里、耗时5个多钟头。尽管国务院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村村通公路”的发展目标，但在石头乡，别说公路，许多地方连土路也尚未修通。村民想发展、想和外界建立联系，实在是太难了。褚学采所在的三岔河组，前年才刚通上电，电灯对有的人家而言，仍然是稀罕的物件。

    “在这样原始的条件下，为了环保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是邓仪常挂在嘴边的话。

    时代的发展，已经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而在保护团队的许多工作人员心中，“村寨银行与封山育林联动”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解决“公地悲剧”的制度探索。村民们彼此监督，生怕有人因违约砍树而损害了大家的利益。

    事实上，早在2010年，保护团队就已经在老君山九河乡河源村进行了“村寨银行”的尝试。项目运行至今，仅该村便建立村民小组自然保护地12个，保护森林面积4.45万亩。河源村新房组组长李玉坤说：“现在，护林员不用满山跑，轻轻松松坐在家里或者干干农活儿，就能把山看管得好好的。因为，现在是全村人的眼睛在盯着！”

    树，暂时是没人砍了。但如何让“村寨银行”的环保模式越走越好，一直是相关专家思考的难点。今年83岁高龄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象枢老先生，曾多次到内蒙古阿拉善、云南老君山等地考察“村寨基金”、“村寨银行”的发展。谈及这一模式的前景，张老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现在来看‘村寨银行’的确比较成功，但我更愿意称之为合理的、有意义的探索。”

    他说：“目前，‘村寨银行’还是一种较低层次的、互助性质的社区金融系统。要从源头上解决‘公地悲剧’，还要扩大资金规模，在产业化生产的基础上，寻求更多的金融创新。”

    眼下，张老正在牵头进行一项研究，力图让“村寨银行”更好地引入和利用外部资源。他的初步思路是让“村寨银行”和国有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建立联系，获得持续发展的强有力支撑，使农民真正脱贫致富。

    邓仪也承认，“村寨银行”的资金量少，虽然保证了农民家庭简单再生产资金链的不断裂，却无法形成资本。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保护团队也组织村民以类似的模式成立了若干“村寨股份制产业合作社”，以期帮助村民扩大生产、谋求效益。

    但邓仪同时也强调，“村寨银行”的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回忆起村民们经过无数次讨论，对“村寨银行”从怀疑到认同的过程时，邓仪说：“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大家保护了环境，更重要的方面是，村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社区的公共管理。”

    “不以老百姓为本，环保就要走偏”

    在邓仪看来，规则制定的过程，比规则本身更重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让邓仪眼前一亮。人民的主体地位如何体现，如何坚持？“村寨银行”带来的社区公共管理自觉，是不是对保障人民主体地位的一种创造性尝试？

    “社区公共管理”，这个听上去严肃的术语，正在成为老君山许多村民生活中的“空气”。在河源村大麦地组，河源合作社天麻分社副理事长朱巧云说，“以前老百姓都是各过各的，谁也不管谁，刚开始邓老师跟我们讲‘公共’，我们哪里懂哦！”“大家的钱怎么管，往哪个方向奔，要争取哪些利益，这些事情老百姓几十年都没想过。” 

    3年前，当村民听说有公益资金进入要建“村寨银行”，以为又是扶贫项目来了，都反响热烈，觉得“便宜不占白不占”；但后来听说项目还需要村民自己出资，便开始犹豫起来。在一个个夜晚，朱巧云和村民们围着火塘挤在一起，七嘴八舌地争论着：“他们会不会是骗子？”“不会吧，钱都由咱们村里人来管，又跑不到别人手上！”“要是有人不还贷咋办？”“不可能，你想我们每个人都出钱，但用钱的每次只有三分之一，要是有人不还，我们全部人去要，还能要不成？”

    村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看似混乱的争吵，其实正是孕育社区共同规则的关键所在。在这样一个“公共讨论平台”上，村民们不断提出疑问、发表意见，并最终讨论出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乡土管理制度，比如：谁砍树了，除被扣钱外，全村人都不参加他家的红白喜事；谁家不还贷款，谁家的大肥猪、林权证、政府发放的农资补贴等，就要被抵押……

    这样一个过程，被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文虎教授称为“内生式项目管理方法”。年过七旬的叶教授是中国第一代环境治理专家，和张象枢教授一样，他也关注着老君山“村寨银行”的发展，并多次深入村寨调研。

    叶老这样解释“内生式”的优点：“只有当地人而非资源掌控者成为项目主体进行自主选择，尝试适合于当地并遵从自然法则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系统建设的时候，当地人生产生活的方式才能得到改善，人和自然才可能实现和谐共赢。”

    为中国的环保努力了四十余年，叶老认为环保“必须基于服务群众的理念”。生在江苏的叶文虎儿时常跑到家门口的长江里游泳，“那时候水挺干净的！”1972年初，年轻的叶文虎参加了联合国第二次人类环境会议，并向周总理汇报。总理很重视，不久就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第一次环境保护大会。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的毒瘤，社会主义是没有的”，叶文虎和同事们对于三线建设等多方面的污染治理最终未能进行。改革开放后，环保逐渐以“政府管企业”的方式进行，各式标准、监测站应运而生，可“要效益”的地方政府往往最终成为排污企业的后台。

    “不以老百姓为本，环保就要走偏。”这是叶老一贯的看法，也是他对“村寨银行”和“村寨股份制产业合作社”抱以期待的原因。

    以资本为纽带将村民团结在一起

    一个寒冷的冬夜，尽管已近凌晨，河源村峰坪组的各户村民仍然围坐在火塘边，商量着峰坪组猪苓股份制合作社的运作细则。成立合作社的讨论始于去年年底，光是讨论“种什么”就花了村民们5个月时间。猪苓由于在田里和山间都较易成活，最终成为村民一致认可的种植对象。2013年8月，在保护团队的资助下，一些村民还去陕西学习了种植猪苓的先进经验，用峰坪组组长李忠福的话说，收获后“保守估计收益能翻倍”。眼下，猪苓合作社成立在即，乡亲们要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李忠福埋头“咕噜噜”吸了一口水烟，沉吟片刻说：“我觉得，肥水不流外人田，只有咱们组的人能入股，其他村组的想入股咱们也不让。”

    大家纷纷点头之时，一个声音冒出来：“那以后别的村组有了好处，也就不带咱们一起了。”村民们一愣。马上有人跟着说：“入股的人越多，盘子里钱越多，越好发展嘛！”“不行！”“肥水也可以往外流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后来干脆用白族语（峰坪组村民多为白族）争了起来。尽管旁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从大伙儿面红耳赤的表情可以判断，论战相当激烈。

    最终，争论的结果是，大家决定发动自己嫁到其他村寨的七大姑八大姨姐姐妹妹，一起入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邓仪整晚都在旁听，他很赞同著名政治哲学家桑德尔的一句话：“公共讨论不仅是民主社会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它还是一种公民教育的形式。”

    的确，这样的公共讨论，正在改变着村民们的思维方式。河源村新房组组长李玉坤便是其中的一位“突出代表”。经历了近3年“村寨银行”和“股份制产业合作社”的锻炼，这位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常常把“公共管理”这样的“大词”很自然地挂在嘴上。

    谈到“村寨银行”的意义，李玉坤说出一串让记者目瞪口呆的话：“‘村寨银行’和封山育林，只不过是一个还权于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不断的开会和讨论，提高大家的主体意识，个个当家，人人做主。其实邓老师（指邓仪）他们团队的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理念的这个过程。”

    随着项目的不断发展，李玉坤们的故事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2013年3月，丽江市市委书记罗杰来到河源村，考察“村寨银行”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的经验。

    “人家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认为改革开放到今天，体制和机制才是第一生产力。你们的项目将老百姓推向主体地位，项目中最积极的内核是通过股份制合作，以资本为纽带将村民团结在一起。”罗杰说，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内容，希望大家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成为保护生态的主体、发展生产的主力、创造生活的主人。

    政府的支持和认可，让从事和关心“村寨银行”发展的人们增添了一份信心。但不少专家也清醒地认识到，“村寨银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萧今说：“‘村寨银行’还处于探索的开端，必须有社会性的试验来验证‘村寨银行’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组织决策方式的改变具有公共认同和社会可持续特征，才可能转化为一个体系。”

    邓仪同样有着担忧。“村寨银行”的开展，必须有专业人士进行促进和推广，直接让农民们依葫芦画瓢是行不通的，但在国内，像邓仪和保护团队成员那样愿意投身于此的专业人才很少。而另一方面，邓仪坦言：“民主的时间成本很高，比如村民们讨论种什么可能就要花上半年。这样的节奏如何与市场衔接，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