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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市各区县“两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是如何完善首都的产业升级。官员和学者试图为这个超负荷运转的特大型城市“解压”，寻求治理大城市病的良方。
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要合理确定北京旧城的功能和容量，疏导不适合在旧城内发展的城市职能和产业，鼓励发展适合旧城传统空间特色的文化事业和文化、旅游产业。此外，还要积极疏散旧城的居住人口，综合考虑人口结构、社会网络的改善与延续问题，提升旧城的就业人口和居住人口的素质。
《规划》中，曾提出的一个关键目标——城市总人口到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但该目标提前10年就已被突破。
疏解人口、交通、环境、资源的压力从未像现在这样急迫。人们想要在产业升级中寻找答案。产业升级意味着我们要告别一些熟悉的商业景观，比如以批发为主的动物园服装市场（以下简称“动批”）；产业升级也预示着将迎来全新的业态，填补“搬走”的空白。
但这并非“迁走”与“放入”两个简单的动作，产业升级对迁入地和迁出地都影响深远。
等待迁走的“动批”
在几栋外表朴素的方正建筑里，北京市三大服装批发市场之一——“动批”正在上演着平日里的热闹和繁华。这个花花绿绿的服装的集散地，每天承载着大约1万个商家的生活和10万个买家的驻足。
早晨六点，导购李梦雪匆匆吃过早饭，与合租的朋友一起跑到众合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一楼上班。对于她来说，今天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早些卖出去衣服。李梦雪是个26岁的河北女孩，虽然年轻，却已“独闯江湖”许多年了。一年半以前，她在上海做导购卖服装，后来因为母亲突然病倒，她决定来到离家近的北京继续做服装导购。
上午9点，动物园批发市场前的空地已经开始拥堵，拉着小推车、骑着人力三轮车、开着面包车的商家在其中穿梭。
拉客的司机站在批发市场门前，大声吆喝着：“大红门儿！着急走的！”先到“动批”进货，接着转战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是许多外地买家来北京进货的习惯。
门口出租小推车的大妈说，推小推车能买到便宜货，商家“看着推小推车的，说的就是批发价，对没推车的，说的就是零售价”。小推车10元租一天，在这里是低价的通行证。
一位年轻女士走过来租了一台黑色小推车，她拉着小车走进商场，时不时停下和动批里的导购讲价，说这件“有浮毛”，那件“有线头”，所以要便宜一些。价钱满意之后，就把满满的货物装到推车上，推到楼下。
楼下有她的接应。接应码好货后，骑着装货的人力三轮车飞快地走了。买家则回去继续扫货。拉货到面包车旁，接应用尼龙袋和黄色宽胶带把货物包裹了个严实，上面写上货物要送达的终点：内蒙古临河金川大厦、哈市哈西服装城……
“动批”的生态圈虽然忙碌，却有条不紊。
颜色鲜亮的衣服挂满了档口。一个小格子间店铺，光是挤挤挨挨挂起来的衣服就有40件。每个店铺的风格差别很大，左边的一家卖的是夸张几何图案的连衣裙，右边一家卖的则是民族风的绣花长裙。穿着新衣的年轻女导购们在衣服堆里谈笑，对于导购们来说，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而对于要来动物园批发市场扫货的人来说，来这里意味着要费一番脑筋。
比如来进货的王先生，他要为在北京的男装店铺进新货，今天他要在整个商场里找出能搭配在一起的服装，来配出“自己店里的风格”；同样来进货的一位女士，因为自己的店铺不在北京，所以要拜托导购告诉她发货信息；还有许多零售买家，她们要算出怎样才能花最少的钱买到想要的衣服。
一天过得很快，下午四时一到，喇叭里响起萨克斯曲《回家》。各路买家提着手里的大包小包，潮涌般走出了“动批”的大门。李梦雪早上的生意不太好，直到上午十点才卖出第一件衣服，不过下午收益不错，卖出了6条裤子和3件羽绒服。其他导购摘下店里写着“爆款”或是“仿版”的纸牌子，说笑着回家了。空荡荡的商场里一下子寂静了下来，清洁工人在收拾过道上的服装包装袋，那是忙碌了一天的证明。
产业升级新规划
北京市西城区在今年的“两会”上宣布，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中的批发业态将会逐步转移出中心城区，其余的零售业态将进行升级改造，并引入电子商务、金融等高端业态。“动批”将要有大变动的传言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证实。
热闹了30年的“动批”，从此就要告别它的原生形态。
30年前，一群来自河北保定、承德以及辽宁兴城等地的务工人员，在业余时间到动物园对面的马路去摆地摊卖服装。动物园和西直门是交通枢纽，客流量大，这些年轻人的生意做得异常红火，被许多老商户形容为“货从广东一来就被抢空”。
十年过去了，这里的路边市场越做越大，“动批”名声在外，路边的摊位被市政建设改造成了建筑里的商户。之后这些建筑不断地因为市场和政策而翻新，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这个十多个商场所构成的动物园商圈。同时，“动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断显现出来。
2013年9月，在“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三期报告”研讨会上，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说，北京市“对低端产业很头疼”。它占用了北京大量的建设用地，但创造的生产总值却非常低，还且还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造成了大量的污染和违法建设。
现在，升级改造的药剂打向了这些“低端产业”。不光是动物园批发市场，中关村、大红门等商圈目前也面临着产业升级改造。
现在，“动批”里的人们猜测，如果非搬不可，可能是搬到河北廊坊或者固安。李梦雪带着“无所谓”的态度说起搬迁，“搬就搬呗，搬了我就跟着走，反正我是一个人，没什么可顾忌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李梦雪的态度一样洒脱。世纪天乐服装批发市场欧喆娅女装店的老板提起搬迁，细细的眉毛皱了起来，她轻轻嘀咕了一句，“搬了可怎么办呀”。
皮包店老板樊先生是湖北人，在“动批”的世纪天乐市场里有一间自己的商铺。樊老板34岁，他和妻子两个人在2003年“非典”的那一年来到北京做生意。第一年做生意，虽然“只是摸索着做”，却挣了钱。樊老板说，“以前的买卖好做，现在的买卖不好做了”。从2010年开始，生意就不如以前那么景气。以前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年的净利润能达到100万元，近两年就“不好说了”，利润在十万到四十万元之间浮动。
生意不好做，加上“动批搬迁”的消息，让樊老板有了改行的想法：“搬迁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等到过几年它真的搬走，我也许早就改行了。我们这行改行也容易，把这些货甩出去我就改行了。”
至于改行以后的打算，樊老板想了一会儿：“回老家吧”。但是具体做什么，还“没想好”。
樊老板不认为“动批搬迁”会对自己有多大影响，他一边玩着手机上的斗地主，一边说，“我们是小门小户，楼上那些写字间的，光档口就好几百万元，搬迁对他们的利益影响最大，他们才最害怕搬迁”。
怎样平稳地产业升级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说，一个城市肯定是要不断转型升级的，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和它的要素禀赋与优势密切相关的。“就北京来讲，北京最大的优势是人力资本的优势，因为有很多高校、科研院所坐落在北京。所以北京适合发展金融、贸易、高端商务、文化创意、教育科研这一类高端服务业。其他不属于这一类的行业就会因为市场的作用慢慢地搬离出去。”
“大城市的中心，应该是一个高端服务业，外围一点，就是居住空间，再外围才是工业，更外围才是农业。”李国平说，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产业主要是低端的加工制造业，生产计算器、电子表。随着时间发展，它开始生产彩电、空调、台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这些产业全部转移到珠三角去了，留下来的基本都是服务业。到上世纪90年代，它的土地价格进一步提升，低端服务业也开始转移到珠三角，现在金融、国际贸易、航运、商务、会展，已经变成它的主导产业。
“北京的服务业的比例已经达到77%，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也就占到70%~80%。今后改革的方向就应该是低端服务业逐渐退出北京中心城区。服装批发、小商品批发、建材批发，理论上是不具备优势的，不转移的话，产生不了效益。”李国平认为，这些产业积聚，带来人口的集中，加大了城市的压力。
首都经济圈的建立，也被重新提了出来。实际上，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在1999年就首次提出“大北京”的规划概念。“北京自己是很难解决自身问题的，它的出路在于区域协作，就是所谓的‘大北京’。”吴良镛说。
李国平认为，首都经济圈是基于一个“服务首都功能”的空间尺度。京津冀有不同的分工：北京，是知识型加服务型；天津，是制造型加服务型；河北，是资源型加制造型。在产业方面应该出现一个差异的定位。“像‘动批’这样的服务业往河北转移，河北土地价格低，并且存在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产能过剩，这样的转移对河北有非常大的好处。”
“对于首都圈来说，一体化的发展规划需要尽快颁布，规划里要包含交通网络、产业分工合作等方面，同时公共服务、教育医疗这些资源也应该按计划从北京向外辐射。”李国平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刘勇的观点是，业态转移升级要充分利用市场规律，让这个过程更有效率。刘勇说，政府应该创造一个环境，引导商户们算账。如果对动物园附近停车、道路使用、尾气排放都收费，让平时的隐性成本显性化，商户就会自己计算，到动物园做买卖和到河北固安做买卖，哪个更划算。这样商户自然就会往外搬。政府应该运用智慧，利用价格机制来调节整个市场，而不是强制要求。
对于业态转移可能会引起的问题，刘勇拿“动批”举了个例子：“动批”转移过程中，受损的人是“动批”里的从业者和物业提供者，因为商业关系要重新建立。他认为，虽然从业者可能会受损，但是其在转移过程中却并不一定会获得补偿，因为“给补偿的过程中细账很难算清楚”。
李国平对业态转移所引起的问题持乐观态度——现在的业态转移并不会引起太多的失业：“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劳动的流动性非常大。比如说一到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回家，工厂的一半工人都没了，春节过后又有人投简历来。现在人是可动的，人是跟着产业走的，人会寻找一个新的就业空间。”
对于北京这个特大城市的产业升级，北京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肖亦卓建议：一是将功能区改造与公共空间塑造结合起来，为市民提供宜居的生活环境，为创意人才集聚提供低成本的创业环境，为商业合作尤其是小微企业提供互动交往空间；二是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探索繁荣城区/功能区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模式，确保城市发展活力和秩序兼得；三是鼓励非营利组织、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发展，在功能区改造中，通过与专业咨询企业、科研团体、非营利组织等的大力合作实现更大程度的公众参与。
本报北京2月9日电
本报记者 杨杰 实习生 潘昶安 陈荟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