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贻芳：低调的科学狂人

    对于自己的经历，王贻芳在言辞上十分吝啬。面对10多家媒体，这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只讲了5分钟。

    不久前，王贻芳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成为首批入选的6位“杰出人才”之一，他本人因此一度成为热门的采访对象。

    而当媒体镜头真正聚焦到他时，他却把发言时间都用来讲述近些年团队所做的实验情况。最后，他以“对个人的报道也挺好，可以让社会上知道搞基础研究的人究竟在做什么”这话作了结尾。

    这是记者第三次见他。第一次是2012年4月，那时，由他领衔的大亚湾核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团队刚刚发现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第二次是2013年年初，依旧和这项实验有关，该实验被《科学》杂志评为世界年度十大科学突破，国内科研院所也随即掀起了一阵探讨实验团队如何“抠门”使用科研经费的浪潮。

    低调、内敛，这是王贻芳身边同事对他的评价，“想从他嘴里挖出点有关他个人的故事或细节来，简直比做出中微子的实验数据还难！”

    第一次和王贻芳见面，就给王焕玉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时，王焕玉还不是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党委书记，王贻芳也只是物理学家丁肇中在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所诸多学生中的一个。

    王焕玉清晰地记得，那是在一次国外的学术会议上，本来中国科学家见了面都会热情地打个招呼，或是开几句玩笑，王贻芳却“跟别人不一样”，“他不苟言笑，回答问题也干脆利落”。

    再次相见，已是王贻芳回国之际。2000年，自称“打好基础”的王贻芳放弃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回到国内。他给出的理由十分坦诚，“在美国，像我这样的研究人员，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如果做我想做的实验，那是不可能的。” 

    回来不到3年，王贻芳开始让同事见识到生活上低调之外的另一个自己——“工作狂”，“简直是一个科学狂人”。

    “如果只是我们科研人员佩服他，那不算什么，关键是实验项目施工现场的工人弟兄们都说，‘科学家里面我们最服的就是王贻芳！’这说明，他拼命的劲头大伙儿都看在眼里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副主任、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工程副经理杨长根说。

    一个数据可以佐证当时的王贻芳有多“拼”。

    大亚湾中微子这项大科学工程估算下来，需要至少1.5亿元。而王贻芳拿出自己的“百人计划”人才基金，加上高能所特批的几十万元也只有百万元，相比亿元只是杯水车薪。没办法，他只好一个一个“找支持”，最终，包括科技部在内的6家单位共同出资1.57亿元。这一过程被一些媒体戏称为“请来6个‘婆婆’”，一个“请”字道出了其中诸多的不易。

    但是，对于中微子这场竞争激烈的赛跑，包括韩国、法国在内的对手可不理会中方经费是如何捉襟见肘，大家只关心“谁先‘捕捉’到中微子”。

    不巧的是，大亚湾中微子项目的主要合作方中国、美国却在实验方案上出现了分歧：若按照美国的方案走，可以争取到国际合作，但中方的贡献和地位就有限；反之，可能就没有国际合作，项目可能根本无法在国内立项。 

    这一次，王贻芳让国际同行见识到了他对“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这句话的“疯狂”实践——“单刀赴会”，“舌战”十余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美国高能物理学家。

    “我坚信我的方案最正确。而且国家要花这么多钱，如果把方案让给你们，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做！”他丢下了这样一句话。

    最后，整个谈判“连手都没有握”不欢而散，但从结果上来说，王贻芳还是帮中方赢得了主导权。

    国界之内，王贻芳的这种“疯狂”正好“翻了个个儿”，“有时为了某项科学目标，或年轻科学家的成长，连所谓的部门利益都不顾。”高能物理研究所实验物理中心副主任、北京谱仪Ⅲ国际合作组发言人沈肖雁说，这在最初还引起过一些同事的微词。

    “起初做北京谱仪这个实验时，仅靠我们高能所自己的研究人员也没啥问题，但他（指王贻芳）却希望北京乃至全国有实力的高校都参与进来，这不是把自己的科研项目让他人分了吗？”沈肖雁说。

    迄今，已有24所高校参与到北京谱仪实验项目来，沈和自己的同事也理解了王贻芳的“良苦用心”，“这个实验给科研院所和高校培养了多少人才，这些给我们，给整个中国高能物理界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学术潜力。”

    这样的“疯狂”也让“荣誉”纷至沓来： 2012年，王贻芳被评为该年度“十佳全国科技工作者”、CCTV十大科技创新人物，并荣获第六届周光召基金基础科学奖，2013年，他又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和2014年潘诺夫斯基实验粒子物理学奖。

    然而，荣誉似乎并不是王贻芳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了一个很少拿来描述物理学的词语来形容自己的科研心路——“幸福”。 

    “对物理学的研究，人为的干扰因素较少，因此它的结论是幸福而可靠的。”他说。

    一个有意思的规律是，科学家尤其是和大科学实验打交道的科学家，其职业生涯往往用5年、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周期来划分。就像王贻芳，留学在欧洲核子中心10年，他跟着丁肇中学会了“如何组织和协调大型科学实验”；回国后，他很快投身于北京谱仪实验中，迄今早过了10个年头；从2003年起，他和自己的实验团队开启了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到今年正好10年。

    如今，这位“科学狂人”和他的团队正全力以赴开展中微子实验二期——江门中微子，用他的话说，“还需要一个10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