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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寒假，都可称得上是高校学生毕业前备受煎熬的“冷冬”——不管是为继续深造的录取成绩而担忧，还是为走向社会的就业出路而发愁。
今年，一个名叫陈德旺的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冷不丁”地关心起了学生的科研工作。之所以说是冷不丁，因为科研工作在不少人看来与继续深造、就业都无甚关系，尽管，对绝大多数研究生而言，其整个学生生涯最重要的训练都基于此。
“找工作”竟成了研究生毕业季不做科研“光明正大”的理由？前不久，陈德旺在自己的博客里抛出了这个问题，并将被耽误的研究生科研工作描述为“科研烂尾楼”，意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引发科教界的热议。
本报记者采访包括陈德旺在内的高校一线教师和学生时发现，虽然“科研烂尾楼”是个新提法，但这一现象在高校屡见不鲜。而这正是值得警惕的——“科研烂尾楼”造成的，对科学不再敬畏、对学习不负责任、对经费使用不够认真的风气正一步步影响青年学生的行事作风。
毕业季伴生“科研烂尾楼”
对于研究生和导师，这两种角色原本有一种科研工作的“默契”：导师申请的课题要靠学生完成，学生则通过参与导师的项目学习本领，完成学业。但这种默契随着毕业季的到来而渐渐出现裂痕。
投简历、面试、签约等必办事项逐步登台，诸如“等我找到工作了再来搞科研”之类的话，开始频频传入导师的耳朵。有的导师“出于理解”选择网开一面，但真的等到学生找到了工作，事情又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根据陈德旺的描述，一种是，“有的学生虽然回到了学校，但是人在实验室，心却早飞到了别处”；另一种则是，“有的学生甚至招呼也不打，直接到工作单位实习去了”。
就这样，还有一公里才跑完的科研工作“被撂下了”。
这还不是个别现象。华南师范大学神经生理研究所所长李东风为研究生“科研烂尾楼”下了定义：第三年毕业季研究生工作已全面铺开，有进展或接近尾声，但由于学生忙于找工作而使论文质量无法保证或留“尾巴”。
面对青年学生群体里这些拔地而起的“科研烂尾楼”，不少导师很是无奈——
一方面，“科研烂尾楼”让导师们痛心疾首，用陈德旺的话说：“像加热到80～90摄氏度的水，再加一把火就烧开了”、“等后来的师弟、师妹再从头烧起，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酿成科研烂尾楼后果的研究生，导师们又“不舍得卡”：“硕士生助学金只有3年，不通过对学校是麻烦事，而且要是逼急了，学生跳楼了导师也付不起这个责任”、“还是得高抬贵手，毕竟相处几年也是有感情的”。
此外，一些高校不甚合理的研究生培养时间安排，从某种程度上加重了这种局面。陈德旺说，学生研一年级，整个一年都用来在上专业课，直到第3学期即研二年级才着手科研论文的开题，第4学期只够做一半，到了第5学期尽管还没做完，但就跑去找工作了。
今年春节期间，休息不到10天的陈德旺早早投入实验室工作，但他告诉记者，只有一个学生过完年就赶回学校，“相对积极”地做起了科研，“其他的就只有放羊了，尽管抓得紧，但这也只能靠自觉了。”
在“科研烂尾楼”现象的讨论中，“导师”被不断提及。
身上压着烂尾楼的师傅
能否带出建筑真理殿堂的徒弟
李东风将导师和研究生比作“师徒关系”，在他看来，导师的正确引导能让学生避免出现烂尾楼现象。然而，现实中一些导师自身工作忙、兼职多，对学生的督促和指导却不尽如人意。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答辩每年都会在5月中旬至5月底间集中完成，6月份召开学位授予讨论会。李东风告诉记者，他的学生一般论文完成情况顺利，从5月20日开始即可答辩，但学院里有些老师的学生有的会因为论文质量拖延到6月初，甚至有的同学临到答辩前一天论文仍未定稿，“可想而知，这样的论文效果会如何？做的东西又如何？”
导师似乎还应该扛起对学生规划的责任。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教授汪晓军说，作为研究生培养的“总设计师和规划师”，导师对每个学生的研究都应有相应的计划。“重要的科研项目不能指望硕士生，也不可能完全给硕士来承担，否则就有烂尾楼问题。”
然而，不管来硬的督促，还是来软的指导，对于科研烂尾楼的问题解决似乎只是治标不治本。
李东风说，如果个别导师本身科研能力不高、科研方向不稳定，对学生的科研把握没底气，学生科研进展也会受到影响。“有的老师上完课就完事，能提个副高职称就好，连教授都不需要，也没其他要求。”他说。
更为重要的是，当导师手里还握着一笔科研烂尾楼的“债款”，如何身体力行将学生指导好？换言之，身上压着烂尾楼的师傅，能带出筑起真理殿堂的徒弟来吗？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彭真明告诉记者，在他眼里，现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烂尾楼太多了，“基础研究本身就是个长效机制，三五年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拿几篇阶段性文章交差的非常多。”
由于一些科研工作者能在社会兼职等工作中能找到更为宽阔的 “钱路”，因此，心思就根本没放在科研上。在他们身后，往往是更大的“烂尾楼”。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科研烂尾楼”是一个症状表现在学生身上，病根儿却出在导师，以及被科技界诟病已久的重立项轻验收科研制度的问题。其破解之道若从学生下手则是本末倒置，从导师开刀、从导师和学生所在的环境问责才能切中要害。
重立项轻验收的科研制度亟待改革
“重立项”，指的是科研人员对于研究课题和科研经费的狂热追逐，甚至已经到了一种撼动科研工作主体位置的地步。根据中国农科院2012年的统计，该院各个研究所科研人员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平均比例为51%，其余时间主要用来争取项目资金、参加各类会议、项目中期检查、项目总结验收等事宜。
科研工作者在科研项目“立项”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见一斑。而对高校教师而言，在论文发表数量、课题项目数量的评估指挥棒下，“拿课题”成为不少教师一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相比之下，结题与验收，这道对科研投入检查的最后一关，却更是像在“走形式”。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曾以《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几点看法》为题撰文谈及此问题，在他眼中，国内“轻验收”的表现主要有：不拷问真正的科学价值，只看SCI文章；一些忽悠的课题并不会在结题时遇到麻烦。
究其原因，王贻芳说，现行管理部门加评审专家的制度并不科学。因为责任不明，专家一般也不会为难课题组。而如果采用按学科由科学家自己做主，同时聘用主审专家，实行终身负责制，有科学家自己利益的约束在里面，问题会好一些。
同样是“严进宽出”，青年学生群体出现烂尾楼的原因如出一辙。陈德旺说，“项目通过率太高肯定是问题，你请专家来评审，专家也不好意思说你不行。”在他看来，除非向博士论文的“盲审”看齐，请不认识的专家，并设置一定的淘汰机制，“科研上就应该实事求是，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到了必须要改的时候了！”陈德旺说。
去年11月份，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依照规定应该开放的一律对社会开放。建立创新调查制度和创新报告制度。
在那以前，科技部部长万钢也曾在2013浦江创新论坛提及报告制度和创新调查制度，他还说，“我们反对同一个研究团队拿着同一个研究的项目，在同一个研发阶段当中向不同的科技计划、不同的部门去申请。查处的目标不是为了取消，而是寻找最合适的项目去支持，这是对国家财政负责的态度”。
相比之下，对于和企业合作横向课题的结题验收，不少一线教师更多抱着“战战兢兢”的态度。
甚至有种说法是，“拿国家的钱容易通过，拿企业的钱却不太容易”。汪晓军告诉记者，“企业的钱一般只给20%启动，干得好剩下的全部拿走，干得不好就此打住，更糟糕的可能还会把钱要回去。”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未来改革的方向，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有所体现：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
本报记者 邱晨辉 实习生 诸葛亚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