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与拥有权威地位和精装外皮的《现代汉语词典》相比，这本正在编纂中的“词典”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它没有浩如烟海的词汇量，更不会进入学生的教辅参考书单。因为收录其中的没有考试会用到的成语，只有一个个正被历史遗忘和改变的词汇。
尽管如此，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加入到这本“词典”的编纂中。学者雷颐贡献出“早请示晚汇报”，学者张鸣和葛剑雄提供“政审”，作家土家野夫讲述“北漂儿”背后的故事，陌生网友回忆“请家长”，还有不少人自掏腰包为它捐款。
“词语就是历史的活化石。”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说。去年12月，他启动了这个名叫“中国词儿”的微纪录片项目，公开征集100个影响中国人的词语，并邀请历史亲历者面对摄像机，讲述词语背后的故事。
在这本由特殊词语汇集成的“词典”里，没有标准释义，只有一个个用不同历史记忆书写的注解。
“那些词儿随时代远去，那些事儿不可以忘记”
对于作家土家野夫来说，“北漂儿”是北京大杂院里一间三四平方米、没有暖气的小偏房，是《北京晚报》和《精品购物指南》上的招聘信息，是北京男孩恶作剧粘在他衣服上的一块口香糖。对于加拿大籍华裔学者潘士弘来说，“海外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四个字，而是不敢联系的母亲、“文革”时期要向军代表汇报的一封海外家书。
在这本词典中，每个看似冰冷的词语背后，都有一个带着体温的故事。去年12月，唐建光开始在网上向公众征集那些具有中国特色、时代印记，能激活集体记忆并呈现个人命运的词语，每个词都将被拍摄成一集8分钟左右的微纪录片。
征集帖发布后，仅仅在微信里就有几十个朋友给唐建光回复了上百个词。一个“70后”姑娘甚至用6个词总结了自己的前半生：“重点班”、“分流”、“分配”、“内定”、“介绍人”、“剩女”。
“他们说出这些词时说出了自己的记忆。”唐建光说，他希望通过词语让人们重温、唤醒并且拼接历史记忆。
不过，并不是每个词都能引起人们共鸣。一些特殊年代产生的词语已经被抛弃，滞留在历史的缝隙里。一个作家朋友给唐建光提供了一个词，“反复旧”，把这个历史杂志主编都难住了。“天哪，我完全没听过。”他对朋友说。后来他用这个词考一个“80后”女生，对方说这是“困难时期反复穿旧衣服”的意思。实际上，这是“文革”时一项政治运动的简称，“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
“仅仅过了五年、十年，下一代人就完全不知道了。”唐建光感叹。这种被词语绊住脚的情况，在担任《看历史》杂志主编时他也遇到过。那时，编辑部经常会为文章里一个词要不要加注解发生争论：太简单的词加注解显得低估读者智商，不加注解又怕读者看不懂，有的词连年轻的编辑都不知道，更别指望普通读者能理解了。
“当时我就觉得，这在中国是个特定的现象。最难理解的是这些词语，最有特色的也是这些词语。”唐建光说。
大陆年轻人都不知道的这些特殊词语，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年轻人就更陌生了。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网站上，有一个专门为修读《中国社会》课程的同学设置的“词汇索引”，里面收录了“老三届”、“四类分子”、“臭老九”等词，并加以解释。
“没有这个词汇表，就会妨碍你去理解那个时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助理主任熊景明说。
上世纪70年代末，熊景明刚从内地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时，就发现当地出版的论文集，特别是英文论文后面都要附录一个词汇表，里面收录的词大多就是她很熟悉、但在词典上查不到的政治专用词汇。
“比如‘三反五反’，比如跟‘肃反’有关的，什么‘交心’啊‘背对背’啊，现在大家听了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这就是时代的隔膜。我们应该做一点努力，让人们看到这个民族和国家怎么走过来。”她说，“那些词儿随时代远去，那些事儿不可以忘记。”
近年来，熊景明和作家林达一直在收集民间历史资料，因为“每个人生活的细枝末节，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经常会有一些内地的老人把自己的回忆录寄给她，他们宁愿把自己的一生讲述给这个素不相识的人听——孙辈们已经不相信他们的故事了，往往还没讲两句，孩子们就不耐烦地说：“爷爷，你老糊涂了吧？”
很多历史的密码就隐藏在词汇中
第一个被正式写进“中国词儿”这本词典的，是“政审”。《现代汉语词典》也收录了这个词，但不会收录它背后的故事。在那本权威的词典里，关于“政审”的解释只有四个字，政治审查。实际上它对人的影响远比这个略显苍白的解释复杂。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文革”时期曾在上海一所中学的“材料组”里进行过10年的政审工作，他经手的政审表格让一些学生“从毕业之日起就戴上了无形的枷锁”。葛剑雄是第一个坐在“中国词儿”的摄像机前讲述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在他看来，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词认识中国。
几乎同一时期，另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因为这个词而改变。那时，每个人都要填写自己的政治面貌。还是中学生的张鸣记得，一个同学拿到表格时在里面填了三个字，“长方脸”，并且用小字在旁边注释，“大眼睛双眼皮”。
张鸣被逗乐了。可很快，他就体会到表格背后的沉重。1974年，张鸣被告发对“文革”有非议，通报批评，发配到连队养猪，后来报考北大中文系也没有通过政审。第二年，这位后来的历史学者考进“政审相对松一点”的黑龙江农垦大学，可学校秘书一直对他很是冷淡，集体活动也不让他参加。很久之后，这位秘书才告诉张鸣，因为“你的政审是班里几个人中最差的”。
一次偶然的聊天中，刚刚拍摄完葛剑雄的唐建光跟张鸣提到“政审”这个词。“我就是被政审扒拉下来的啊。”张鸣讲述了记忆中的这段往事，和葛剑雄一起丰富了词典外的历史。
“其实很多历史记忆都是共通的，词语既是每个人的记忆，也是同时代人的记忆连接。”唐建光说。
影响葛剑雄与张鸣的“政审”直到今天也没有消失，不过，带给“70后”时评作者宋石男家族隐痛的“土豪”，已经变得有些面目全非了。
宋石男的爷爷宋森友在解放前担任过国民党的地方官员，按照阶级划分，属于“土豪劣绅”中的劣绅。1951年镇反运动时，宋森友被执行死刑，家人至今都不知道他被埋在哪里。
直到上大学后，宋石男才知道爷爷的名字，此前，家中很少谈及爷爷的事。宋石男常问父亲，“为什么你们总不跟我说爷爷的事”，这时，父亲只是简短地告诉他，爷爷以前是国民党，已经不在了。这是整个家族的隐痛，但是现在，宋石男决定公开讲述这个故事，因为“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爷爷的遭遇应该镶嵌在历史结构中”。
在成都一家会所里，宋石男对着摄像机讲述了这个故事。旁边一个人对唐建光说，自己也想讲讲这个词。他是这家会所的老板，常被朋友戏称为“土豪”的那种人。几十年过去，“土豪”已经不再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敌人，它一度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再度出现时已经变成网络游戏里那些砸重金买装备的玩家，然后又变成流行语中人们争相结交的对象。
“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土豪我们做朋友吧’，这背后意味着仇恨教育的消解”，宋石男说，“这种调侃背后是一种心理补偿，隐隐约约带着羡慕嫉妒恨，又不无亲切感。不管怎样，历史上的腥风血雨已经过去，这是一种进步。”
“革命中的土豪，游戏中的土豪，当代语境中的土豪，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历史的密码就隐藏在这些词汇中。”唐建光说。
让历史更有来自“公民的文化态度”
两个月的时间里，这本“词典”已经征集到200多个词条。人们用这些词拼凑出一段段已经被淡忘的历史。
“小时候我住的院子里没有商店，只有一个叫‘合作社’的神奇地方，里面有饼干、果脯、橡皮、铅笔、暖壶等等，那真是一应俱全。那时候我不懂合作社是啥意思，每次想买好吃的就说：妈妈，我要去‘核桃社’。直到有一天，我明白这个词汇，合作社却消失在了路口，变成了超市。”一位网友说。
“记得八九十年代小升初考试，过重点分数线可上区、市重点，没过分数线的就近分配，把大拨学生轰到非重点学校。”一位网友提到“大拨儿轰”这个词，引起了共鸣，“好久没听到这个词儿啦。”
“不同年代的人通过这些词，分享自己的历史记忆，也参与到别人的时代中。”唐建光说，他希望通过这些词能够发动普通人亲身讲述历史，记录历史。
一位80多岁的老人给唐建光汇来100元。他曾在抗美援朝时期成为战俘，1980年开始，他陆续将自己的沉重记忆写出来。他留言说，自己也要加入“词典”的编纂，因为“每一个中华儿女，不论自觉与否，都是中国历史的参与者”。另一个网友亲自把“红包”送到唐建光的办公室，他说这本“词典”让每个“大时代的小访客”得以自由表达真实的感触，让历史更有来自“公民的文化态度”。
词典筹备初期，唐建光本来只打算收录一些旧词，因为这些人们曾经记忆深刻的词正在逐渐消失。第一次在北京胡同的办公室里开会，他让团队成员说说自己理解的“中国词儿”，答案形成两种不同的类型：跟着唐建光长期做历史报道的人，脱口而出的是“右派”、“知青”、“下乡”；刚加入进来、负责摄影的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对“房奴”、“蚁族”、“扩招”更感兴趣。
一个研究生女孩说了个词，把唐建光“绊住了”。“什么词来着，天哪我完全不懂”，给记者复述时，他又忘了，打开手机查了查，嘴里嘟囔着：“很奇怪的词……对，杀马特！到底什么意思？”（这是一种以造型夸张怪异为特点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当然，你不会在正统词典里找到关于它的解释。）
最终，唐建光决定补充1980年后流行的词，“不能把历史仅仅想象成陈旧的、沉重的，这些‘80后’的词也是时代的碎片，也应该去捕捉。现在‘80后’也开始怀旧了，也在试图留存自己的集体记忆，这时候如果不去记录，十几年后又只能靠挖掘了。”他说。
在征集到的两百多个词条里，唐建光发现，引起最多人共鸣的并不是特定时期的政治术语，而是“请家长”这三个字。尤其是一些“80后”的年轻人，似乎被这个词勾起了他们的某些共同记忆。
“后人打开我们的网络数据库，同样不懂。新的时代会对旧的词语遗忘、破坏、解构，同时也会诞生新的词，然后这些词又会被重新遗忘、破坏、解构。一代又一代，历史记忆的传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唐建光说。
去年11月，新历史合作社在苏州举办了一次历史嘉年华活动。会场里，大家分享关于“早请示晚汇报”的记忆，坐在台下的熊景明上台跳了段“忠字舞”。大学毕业后在云南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的两年里，熊景明经常在半夜熟睡时被哨声叫起来，收听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然后编好“忠字舞”，敲锣打鼓去邻村传达。
40年后，已经退休的熊景明站在灯光下扬着手、来了个弓箭步，再现这个现在看起来有点可笑的舞蹈，坐在台下的观众发出一阵笑声。活动结束后，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走过来激动地抱住熊景明，眼睛里还含着泪。
这个年轻人是在这本“词典”里才第一次看到鲜活的“忠字舞”，还有这三个字背后那段已不甚清晰的记忆。
本报记者 王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