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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开始参加铁路春运的列车员王化才，指着1985年参加春运的列车员刘德全说：“他们的条件比我们好多咯，都没跑过那种没有车门的拉人货车。”刘德全又指指2012年开始参加春运的列车员蒋伊心说：“他们的条件才比我们好多了呢，没在那闷罐子车里体验过人贴人。”
2月18日下午，在成都铁路局贵阳客运段的办公室里，王化才、刘德全和蒋伊心老中青三代铁路职工谈着各自经历的春运故事，回顾着60年的春运变化。
从1954年起，铁道系统就有了春运的记录，在60年前第一次关于春运的官方通告中，春运时间为春节前后的15天，那时，全国铁路日均客流量73万人次，高峰日90万人次。
王化才1956年第一次参加春运工作时刚刚17岁，那时，他是从济南到烟台火车上的列车员，在他记忆里，这段大约500公里的铁路里程需要行驶大约15小时。“人也多，定员108个人的车厢能挤进200多人。”
王化才回忆说，当时列车上每天早上7点钟开始，广播里会播放《东方红》、《社会主义好》等歌曲，广播员的播音大都是诵读《人民日报》。“乘客们坐火车时并没有什么娱乐项目，邻座的乘客有时聊聊天，连打扑克的人都没有。火车上会卖1角钱一杯的盖碗茶，实际就是一杯清茶，茶杯上带个盖子。”
1956年春运期间，王化才记得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是15元，那时坐趟火车回48公里外的老家需要5角钱。乘客在火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不会排很长的队，如果火车站聚集的乘客多了，就会立即调来一列货运车。“也不管那么多，货车装上人就走。”
而在刘德全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春运关键词就是“挤”。
“一节定员118人的车厢要最多时要挤下400多人。”刘德全说，最挤的时候硬座车厢的座位底下、行李架上、洗漱间和厕所里都站满了人，“厕所里都要站6个人。”
列车员的车厢服务往往要等到火车进站后进行。每每到站，无法走到车厢尽头的列车员就从窗户翻出车外，打开车门，再提着热水壶沿着站台走，乘客们传递着把水杯、装着方便面的饭盒伸出窗外，等列车员加满水后再传回。
“有时候关上车门直到下一站，列车员都是被挤得贴在车门上的。”刘德全笑着说，改革开放初期，出门到沿海地区寻找机会的人激增，运力远远满足不了一下子增加的客流，有的人会为了等一张火车票卷着铺盖在火车站睡上两三天。
但刘德全能明显感受到改革开放带动人的活力大大提升，刘德全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列车上人们谈论的大都是怎么好挣钱，而直到90年代中期这些声音中才渐渐多了贵州口音，他觉得这是贵州现在落后的一个原因。
记载中，从1983年起，春运变为铁路、道路、水路、航空分工协作，铁路还是大家外出实现淘金梦的首选。
从小在铁路边长大的蒋伊心正好和刘德全的女儿、王化才的孙子同龄。
她没法设身处地感受前辈们当列车员时的辛苦，在几代铁路职工“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的奢望中，这个济南姑娘见到的是时速超过300公里/每小时的动车，冬天车厢里只用穿一件单外套，夏天空调温度低了还要披件衣服。“以前首长的专列里也没有空调。”王化才笑笑。
今年春运，国家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58亿人次，单日平均客流645万，超过60年前那第一场春运最高峰日的7倍。
蒋伊心发现，现在的乘客和前辈观察到的有了很大不同，“车上吃方便面的少了，两三个小时的路程也买张卧铺票躺躺。”在她看来，这是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乘客带着拖鞋、睡衣和全套洗漱用品上车已经非常普遍，旅途已经不再是单单灰头土脸的赶路。
从去年12月28日起，蒋伊心工作的K508次贵阳到北京的火车硬座车厢减少到3节，卧铺车增加到14节，软卧和餐车里还配有液晶电视。
“以前都听说单位有3年计划、5年计划，现在是上半年一个变化下半年一个变化。”蒋伊心说。王化才连连回应到：“变化大了，变化快了。”刘德全拍了拍老爷子的胳膊，“是国家发展快了啊，真快！。”
本报贵阳2月19日电
本报记者 白皓 实习生 王佳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