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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90后本是刚出生就被贴上“自由”“独立”标签的新一代年轻人，但奇怪的是，他们升学时全家上阵，求职时全家上阵，到了相亲时，还是全家上阵。面对这样的全家上阵，有人依赖，有人苦恼，有人习以为常，有人一肚子委屈。
如何解决现阶段的这种矛盾？从长远看，家长应该从小给孩子做一套包括观念和技能的独立性训练。在人生大大小小的选择上，家长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宏观的意见，而不是从穿衣到吃饭的细节。而孩子也不该只有独立的价值观，而应配上相应的技能。
客观上，越来越宽松的社会环境让年轻人选择的余地和范围越来越大；主观上，越来越高的现代化水平影响了年轻人的价值观。有问题的绝不是青年人，而是成人社会。要从发展的角度看待青年人，现在“大人们”的很多抱怨，过一段时间看，可能都是误解。
不管是否情愿，80后、90后从一出生就被打上了“独立自主”的“出厂标签”。
社会说他们独立，家长说他们独立，他们大概也觉得自己很独立。但有趣的是，当他们面临升学、求职、相亲等一个个重大人生选择，需要作决定的关键时刻，却往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面对这样的全家上阵，有人依赖，有人苦恼，有人习以为常，有人一肚子委屈。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爸爸宣言：最大的理想是做个优秀家长
某机构曾做过一个调查，在高考前，超过八成的高三家长觉得压力大，而感受到压力的考生只有六成。高考，考的不仅是学生，更是家长。
高建国的儿子2013年参加高考，去年春节一过完，他和妻子就开始研究各类院校往年的录取分数钱，一本招生简章成了夫妻俩每天的睡前读物。他还计算出重点关注的几所院校近5年来录取分数线的平均值，作为参考。“我们知道这不一定有用，可忍不住去做。”
高考前一个月，高建国不惜花大价钱在考点附近的酒店订了一个房间，这类“高考房”十分抢手，去晚了还订不到。考完试出了分，高建国还是没能放松下来，他咨询了儿子的老师、舅舅、阿姨、姑姑、叔叔，讨论了整整一周，最终选定了几个“性价比”最高的志愿，小心翼翼地给儿子参考。两个月后，当儿子挥舞着北京一所重点院校的通知书离家北上时，高建国心里又咯噔一下：“大学参加什么社团、报什么二专业，我也得给他想想。”
相比于高考，“小升初”更是考家长胜过考学生。曾有媒体报道，长沙的周先生为了让女儿升入“名校”，召集了家族里学历最高的姑姑做外援，并召开家庭会议，花了整整一个国庆假期，为女儿做了一份简历。简历中，从女儿的照片、奖状、证书，到学习成绩、特长、才艺，都经过数轮筛选。听说现在学校还特别看重家长的素质，于是周先生特地在简历中附上了自己的照片和获奖证书，还加上一句爸爸宣言：“这辈子最大的理想是做个永远的优秀家长。”
对比当年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高考，中午饿了就啃几口随身带的干粮，高建国说：“没办法，我只有一个孩子。”
父母坚持将“最好的”东西提供给孩子
在广东2014届高校毕业生招聘会上，停车场里车满为患，想找个车位都很难。这些车一部分是招聘单位的，更多的是陪孩子来应聘的家长的。有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后就在场外等着，而有的则代替孩子来投简历。虽然招聘单位一再声明“父母陪聘的人一般不会考虑”，但家长也理直气壮：“孩子还小，我们帮着把把关。”
毕业于南方一所大学的陈宇，父母一直想让他在老家广州从事金融行业，他却时刻想要逃离。先是报考了北京某高校的研究生，又申报了国家公务员在北京的职位，但这两个机会都没能成功，他最终到了上海一家银行工作。“我在这儿没有朋友，也没有同学，可是有自由。”
相似的故事也发生在邻国日本。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在东京上学的吉泽良太，父亲要求他一定去当公务员或是投身金融业。老妈得知发展好又稳定的企业有招聘，就再三提醒他去报名。两位老人甚至掌握了儿子的就业个人页面账号密码，经常趁吉泽不在家的时候，打开电脑查看他的求职意向。吉泽为此很是苦恼。”
报道中评论：“在日本，由于近年来少子化趋势愈发严重，‘如何培养和造就下一代’成为全社会都极为重视的问题。在很多家庭中，父母坚持将‘最好的’东西提供给孩子。受此惯性影响，不少家长坚持认为，当孩子即将迈出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时，自然要给他们最周全的建议。”
这样的心态和中国的父母不谋而合。
一定要结婚 哪怕为了外婆
当父亲说出“不管你和谁结婚，只要能尽快结就行”的那一刻，北京小伙儿牛小峰就知道，从大学毕业后开始的相亲大业还只是个开始。尽管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保持着一个月一次的频率，已经见了不下10个姑娘。介绍人有大姨、表哥、母亲的朋友、父亲的同事、楼下的邻居……
“我23周岁的时候，家里人就说我虚岁25了。去年春节，我爸兴高采烈地带我去见媒人。”牛小峰说，“女方家长的同事是我父亲的好友的爱人”，这层略显复杂的关系，让两个不情不愿的年轻人在父母的“押解”下坐到了一起。
对牛小峰来说，相亲是屡战屡败的无可奈何，而他的家人却有着屡败屡战的韧性。父亲对儿子的婚姻大事尽心尽力，各种类型的姑娘都介绍了一圈，只叹儿子一个也没看上。牛小峰说：“我觉得恋爱这事急不得，就得自己慢慢找，找到最合适的。但我爸说我太天真。”
有人总结，今年春节，长辈与年轻人聊天的三大主题是“逼婚、催生、生二胎”。老家在浙江农村的28岁小伙儿徐萧，过年期间把能推的亲友聚会全部推掉，“不然每一顿饭都会变成相亲会”。现在，他的相亲名单中已经有了“舅舅介绍的村里首富的女儿”、“老板介绍的朋友的美貌外甥女”、“同学介绍的文艺范儿高中校友”……
在北京的中山公园、龙潭湖公园，上海的人民公园等场所，时常有不少中老年人聚会，曾被外媒摄影师误认为是一个人口市场。其实这个说法也没错，“相亲角”就如同一个“儿女交易市场”——父母聚在一起，热情而焦急地代替自己的孩子相亲。
在百度键入“相亲+全家”的词条组合，能得到503万的搜索结果。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相亲网站，也拿“亲情牌”大做广告。每次看到“今年，我一定要结婚，哪怕为了外婆”的广告语，徐萧都会端起一杯水，默默地离开家人的视线。
对青年人理解越多社会进步就越快
为什么带着“独立”标签的一代人， 在人生的重大关口却屡屡全家上阵？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研究员沈杰。
沈杰认为，“独立一代”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客观上，越来越宽松的社会环境让年轻人选择的余地和范围越来越大；主观上，越来越高的现代化水平影响了年轻人的价值观。“有一个调查，在重大问题上，你愿意听谁的意见？大部分年轻人说要听自己的。”
“独生子女的天然特征，一方面加剧了当下年轻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让家长更不放心。”沈杰把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归纳为两个层面。第一是他们的价值观与社会现实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一定意义上还不是一个现代社会，很多传统的规则依然存在。一个人的事就是一个家族的事，这在农村表现得更为明显。家人觉得对年轻人的“帮助”是一种关爱，也是一种投资，作为家族的一分子，家人帮助了你，也期望将来能得到你的回报。“价值观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中国人现在还是把孩子看成自己的——说句不好听的——‘财产’，包办的不仅是婚姻，还有学业、工作。”
第二是年轻人本身缺乏社会资本，通俗地说就是“关系”。比如找工作时，即便有名校学历作为文化资本，但现实中往往还涉及有没有“关系”的问题。此时，家长、亲友作为社会资本的拥有者，能够给年轻人提供帮助。“家长明确地知道这一点，显然不会甘心让自己的孩子输给别人。”
对大部分年轻人来说，这些略显残酷的现实并不能阻挡他们要独立的呼声。“上一代人的价值观与现实比较统一，而这一代人发生了偏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进步。年轻人的价值观比现实超前，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带来社会环境的变化。”沈杰说。
如何解决现阶段的这种矛盾？沈杰认为，从长远看，家长应该从小给孩子做一套包括观念和技能的独立性训练。“在人生大大小小的选择上，家长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宏观的意见，而不是从穿衣到吃饭的细节。而孩子也不该只有独立的价值观，而应配上相应的技能，比如，知道和人发生矛盾怎么沟通、心情不好怎么改善。”
对于现在已经遇到麻烦的家长，沈杰的建议是“相互协商”。“孩子的自主性越来越强，他们在大事上的主见是值得尊重的，可以通过协商和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如果硬要插手，反而会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
沈杰强调，有问题的绝不是青年人，而是成人社会。要从发展的角度看待青年人，现在“大人们”的很多抱怨，过一段时间看，可能都是误解。“我对青年人充满了信任，作为一代人来说，他们是不会错的，永远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对他们理解越多，社会进步就越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