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放电影的游击队

    1月25日下午2点，在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多功能厅，民间放映团队清影放映春节前的最后一次活动现场，本场放映的影片，是法国纪录片《课间休息》，豆瓣同城对于本次活动的宣传上这样写道：“孩子们的世界真如《爸爸去哪儿》中那样纯真可爱吗？”

    尽管打起了综艺节目的招牌，现场依然冷清，能容纳100人的大厅内，稀稀落落坐了十几个观众。“可能是春节快到了，小伙伴们都回家过年了。”清影放映的负责人李莹自嘲说，自己早已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对于观众是多是少，已然快要麻木了”。

    像清影放映这样的民间放映团体，在北京有几十个。上海、广州、南京等其他城市，民间放映团体的数量也颇为可观。作为商业院线、艺术院线之外的一大补充，大部分民间放映团体都是由个人或者小型组织发起，活动场所多在艺术馆、咖啡厅、会场或者书店，活动形式大多是免费放映或者低收费放映。

    除了人气，我们什么都没有

    “大部分民间放映团体能坚持下来，靠的是大家的热情和坚持。”瓢虫映像的负责人杨侑说。瓢虫映像成立于2012年5月，是一家致力于发现和传播反映中国人文生活纪实电影的非营利性青年组织。目前，瓢虫映像在上海、杭州、北京等12个城市设立站点；在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设置人文纪实电影推介展映，截至目前，已放映过近千场。

    对于这些民间放映团体来说，人手不是问题。瓢虫映像全国核心成员虽然只有10人左右，但是非常稳定。其他所有参与人员均是志愿者，目前在职志愿者全国共有133人。“每个城市情况不同，有的城市的运营团队有十多个人，有的只有一人。人到哪儿，组织就在哪儿。”李莹介绍，清影扎根于高校，以学院为依托，“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总还是有一批又一批学生坚持做下去。

    其次，场地不是问题。“我们作为非营利组织，很多场地提供方乐于支持我们。我们为活动场地带来人气和内容，场地提供方提供场地以及设备。”瓢虫映像所合作的场地，包括咖啡馆、书店、美术馆甚至青年旅社，各式各样。他们的唯一共同点是，“能坐得下人，能放得了投影”。

    这些民间放映团体也无需担心片源不足，因为他们大多选择放映独立电影或者纪录片。这些电影无法通过院线等“正常渠道”与观众见面，因而导演与主创都非常乐意提供片源给民间放映团体播放。李莹介绍，在清影所播放的电影中，直接从导演本人手里拿到的占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主要是与电影节或者一些外国使馆合作的展映，所以也不需要花钱。

    说到观众，大多民间放映团体也都有自己的一批拥趸。民间放映团体举行的放映活动，观众一般不多，但是稳定。据杨侑回忆，瓢虫映像成都站自开映以来，只开过两次“天窗”；清影依托学校，大部分场次稳定在二三十人；老电影沙龙的负责人郑阳总结，民间放映团体的观众人数基本呈现这样的趋势：最初很少，迅速增多，稍后回落，最后稳定在一个基本值上。“2008年9月27日，老电影沙龙第一次放映，播放《少林寺》，只有20人到场；不到半年，放映《城南旧事》，90人的场子爆满；一个半月后，播放《霸王别姬》，400人的场子来了500人，过道都站满了。后来人数有所回落，基本稳定在40人左右。”

    笔者在豆瓣网上老电影沙龙的一次活动留言里，看到这样一段话：“人就是组织，组织就是人。除了人气，我们啥都没有了。”

    阳光照不到的“灰色地带”

    “民间放映团体作为商业院线和艺术院线之外的一大补充，一直在二者的夹缝中生存，而且还是照不进阳光的夹缝。这道夹缝，接住了大部分被商业院线和艺术院线筛掉的纪录片、独立电影，却没有政策来接住我们。”杨侑有些无奈地感叹。

    杨侑坦言，大部分民间放映团体选择纪录片或者是独立电影进行放映，既是出于热爱，也是出于无奈。“最初我们选的片子比较全面，剧情片和纪录片都放映。后来发现各地开始做艺术院线，有资金有政策，又是在影院放映。我们不管从观影体验，还是片源上都比不上人家。而且大部分剧情片内容都属虚构，容易拿到放映许可证，也容易拉到投资。但对我们来说，拿到剧情片放映授权却很难，因为我们拿不出钱。纪录片相对好一些，接地气，商业成分少，拿到放映许可证能进院线的更少，所以后来我们就专注于纪录片的放映。”

    由于放映的片子多数没有放映许可证，进行收费放映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下大部分民间放映团体采取免费放映，除了想最大程度留住观众群以外，更多的是“怕惹麻烦”。李莹告诉笔者，清影坚持免费放映，是因为“如果进行收费放映，哪怕只有一块钱，那也是商业活动，会涉及很多法律问题”。

    杨侑认为，即便收费也不是为了盈利。“我们期望收费，是因为这是对电影本身的回报和对电影创作者的尊重。但是由于没有放映许可证，一旦收费，哪怕是观众买了一杯咖啡，也会导致有关部门认定我们这类民间组织涉嫌非法经营，给场地和组织本身带来诸多麻烦，比如没收设备、罚款等。”

    不能收费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缺钱，“缺钱是我们挥之不去的噩梦。”李莹坦言，清影常年处于“过了今天不知有没有明天”的忧虑之中。杨侑更是确定地告诉笔者，瓢虫映像目前没有任何稳定资金来源。“偶尔会有观众捐赠我们，但数额很少。需要资金的地方我们都想办法用汗水、口水和诚意替换了。常见情况是我们自己捐赠自己。特别是各地区的负责人，这期海报没钱印，算了，自己掏钱。”

    缺钱，只要有热情，尚能勉力维持，但让很多民间放映团体心凉的是，就算免费，还是经常被不定时“稽查到底”。杨侑所在的瓢虫映像成都分站，就曾遇到过数次“突袭”。“我们这种组织只能以影展的形式申办，放映是学术交流、公益性质，可以播放没有放映许可证的影片。但就算这样，还是经常被有关部门抽查。当然这种抽查比较温和，只是放映到中途被勒令禁止放映，然后疏散观众。其实我们选择影片时非常谨慎，选的都是正确、正面、正大光明的‘三正’影片。还被这么监管，确实无奈。”

    “在艺术院线与商业院线蓬勃发展的夹缝中，谁来给民间放映留一点缝隙让我们喘一口气？”署名为“爱影茜茜”的网友的这句感慨，道出了许多民间放映团体的心声。

    难找的不是观众，是渠道

    “很多观众跟我们抱怨，活动搞完了，都不知道有过这样一场活动。”由于没有国家颁发的放映资质，像瓢虫映像、清影这样的放映团体，无法进行大规模宣传，只能通过豆瓣、微信、微博等公共平台上推送活动消息。“近几年我们基本上处于被动状态，很少主动与媒体合作，2014年必须找到新的媒体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知道瓢虫映像，知道在哪里能看到纪录片。”

    而老电影沙龙的推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老电影沙龙顾名思义，主要放映曾在影院公映过的中外老电影。由于拍摄年代的原因，老电影都是用胶片拍摄的，播放时需要专门的胶片放映机。而近年来的新片，绝大多数使用数字摄像机拍摄。“影院都是商业运作，胶片机没有用，当然都卖了。目前大部分影院只有数字电影放映机，甚至就算有胶片机，也几乎没有会用胶片机放电影的师傅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郑阳盯上了民间胶片收藏领域。“民间有一个私人电影收藏圈，专门做16毫米、35毫米胶片以及胶片放映机的收藏。认识这群收藏家以后，我觉得老电影沙龙可以跟他们有机结合，毕竟，电影就是要放映出来才有意义啊！老电影沙龙能否存在下去，老电影还能不能重现于大银幕，兴许都得靠这群民间收藏家了。”

    在瓢虫映像的2013年放映年鉴上，写着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作为观影者，你拥有多少，你就能看见多少。此话推而广之，我们这些民间放映团体，只想让大家有机会看得更多，看得更好。至于未来路在何方，只愿走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一起走出一条光明大道。”

    如此境遇之下，民间放映团体是否还有坚持的必要？也许正如网友所说：“电影院是正规军，民间放映团体就是游击队。电影院有院线和影厅做根据地，民间放映团体就是扛着放映设备当枪、拎着片源当炮、走到哪儿放到哪儿的散兵游勇。中国电影的输出环节，需要正规军完成大任务，也需要游击队做有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