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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于今，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主持人、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智库》、《国家智库》总编辑。
对话背景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正逐渐显现其影响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顶层设计、制度建设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且为其拓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同时，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新阶段的中国，为中国智库的发展同样提供了肥沃土壤，智库已经融入国家决策的开放性平台之中，成为中国政策决策体制的一部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
中国智库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应担负起什么样的重任？如何建设高质量、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相关话题专访了于今。
中国青年报：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如何把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
于今：当前，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的难题和发展的瓶颈，智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研究机构规模大、数量众多，但多数局限在执政党和学术层面，对国家起重要作用的智库，不管是影响力，还是竞争力等，都跟发达国家智库存在很大差距，政府和社会对智库的认可度也较低。在新的历史阶段，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党和政府更加重视中国智库的发展。
2013年4月，习近平对建设中国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并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5月30日，刘延东副总理参加教育部举行的“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中国青年报：中国智库为《决定》的形成作了哪些贡献？
于今：在《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的“征求意见”过程中，中国智库为丰富《决定》的内容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写入《决定》的“探索实行官邸制”就是其中之一。2010年，《国家智库》第二期独家刊发了汪玉凯题为《“官邸制”：深化政府改革的题中之义》的署名智库报告，引起了高层关注。2013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设立了“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的重点研究课题，该会副会长汪玉凯教授为课题负责人，并撰写了“建立中国特色‘官邸制’的建议”，于当年7月上报中央。
此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中国经济50人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等中国智库机构，均形成了有关改革的方案与建议的科研成果，或报送中央有关部门，或在媒体公开发布以图影响民众、影响决策。
中国青年报：《决定》提出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这对建设中国的思想市场、发展中国智库产业有何积极作用？
于今：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不仅包括实物性服务、执行性服务等，还包括发展规划、服务咨询、政策调研、草拟、论证等软性服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购买软性服务的数量会逐渐增多。
智库提供的研究、咨询、规划等服务将成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重点内容。这就需要建立思想市场，健全竞争机制，发展智库产业，促进智库的公平竞争。
中国青年报：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与西方国家智库的发展相比，差距何在？
于今：智库按照不同的角度，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如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等，综合性智库、专业性智库等，全球智库、地区性智库等。美国的兰德公司在成立后的二三十年内是著名的半官方智库，曾经有90%以上的经费来源于政府合同，并且主要是美国军方和国防部。
中国智库大多数是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如各级社科院、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党校、行政学院以及高校的各类研究院所等，其经费大多是财政拨款，其研究课题主要是上级机构下达的，或者是从上级机构列出的课题中选择的，属于论证当前主题和解释政策的多一些。
中国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智库有其优缺点：优点是有政府部门支持，经费稳定，信息来源有一定的优势（有些资料是民间拿不到的），但也有重要的缺陷，依托性过强，缺乏独立性，其观点、立场有明显的倾向性，难以客观地看待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容易产生学术蛀虫。
今年年初，在联合国总部、中国上海以及世界21个城市同时发布的第七份《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家，较2012年6603家略有增加。其中，北美洲1984家，欧洲1818家，亚洲1201家。从国家看，美国智库数量最多，有1828家；中国以426家排名第二；英国排名第三，有287家。在按规模、能量与贡献的排名中，进入全球智库前100名的中国智库仅有6家。这说明，中国的智库建设急需加强，建设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那样的对政府有巨大影响力的智库机构更是势在必行。
中国青年报：有一种说法，与西方国家智库相比，中国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很难将其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直接送至党政决策部门，也难以进入主流媒体发挥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你认为，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有哪些制度保障？
于今：有关“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精神，我们在《决定》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部分中可以领会到。
首先，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与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相一致的。在“丰富民主形式”这一点上，智库的存在与发展正逢其时。智库不仅辅助决策，还要对现有政策提出质疑和修正。
其次，智库要真正成为一个产业，不仅要有决策机构的重视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还要有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宏观智库环境。《决定》对一系列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对智库发展意义重大。
最后，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微观智库保障。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影响政府决策和公民，对智库发展至关重要。《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为智库研究成果发挥作用指明了建构畅通渠道的方向。
中国青年报：在2013年中国国际智库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当前事业单位面临重大变革，要建立统一的市场才能有智库间公平的竞争，而现在智库市场不是统一的。在此前提下，你如何看待中国民间智库的生存和发展？就体制建设而言，我们是否应照搬西方智库发展模式？
于今：任何国家的制度都与本国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智库发展离开了政府背景，智库很难生存和发展。智库首先是为政府服务的，它要帮助政府解决治理之道。中国智库的发展脱离不开中国的国情，也切割不断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就此而言，中国智库的发展当然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务必要处理好古与今、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务必要秉持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脱离国情的理念。
我认为，中国要想发展智库，当前在称谓上应淡化“民间”二字，把民间智库统称为“非政府智库”更符合国情社情人文，更有利于推动中国现代智库发展进程。
当前，中国智库的生存和发展还面临很多问题。一是中国智库内功不强，研究能力较弱。部分国内智库变成政府政策的诠释者和宣传者，而没有提出前瞻性建议。二是政策缺失。目前，我国与智库发展相关的各项政策还不完善。200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考察复旦、交大、同济等学校时就曾指出要发展智库。他说，城市孕育了大学，大学滋养了城市，“希望大家志存高远，精诚合作，充分发挥智库、人才库的作用，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决定》首次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可见，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智库发展，但是我国各级政策制定部门还没有认识到发展智库的重要性，还未出台各类具体的政策培育智库发展。三是国际经济政治格局问题。目前国际重要议题被发达国家所垄断，中国智库没有机会和舞台发出声音。
对此，我国智库首先要找准自身定位，提高研究能力。其次，完善各项政策。例如智库机构尤其是非政府智库的性质问题、智库研究人员的身份问题、税收以及捐赠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给予解决。第三，我国智库要积极“走出去”。第四，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政府要帮助智库拓展国际空间。政府出访的访问团不仅要包括政治经济界人士，还要包括智库机构的研究人士。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及智库产业的发展一定要走科学发展之路，不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照搬西方智库发展模式，要坚决克服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的倾向。
中国青年报：《决定》指出，“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政府、社会和民间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在这方面，国际领先智库的发展经验有哪些值得借鉴？中国智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应如何发挥作用？
于今：大国需有大国智库，在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历程当中，具有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国际化智库绝对不能缺席。目前，我国智库正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快速发展时期，加强智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建设不容忽视。
从国际经验来看，智库是强调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智库成员往往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商界知名人士，他们大多数人具有独立性、有自主判断能力，并且人脉广泛，对外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因此，智库交流是一种高层次的人际传播方式，是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政策研究机构，又是对外宣传机构之间业务交流和政策协调的平台，更是对外传播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的交流使者，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与独特的作用。
未来中国智库的发展应逐渐从“分散式的随机性组织”向“以智库基地或产业示范区为平台、以目标为导向的有组织模式”转变，智库产业将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纽带。
同时，通过建立思想市场，发展智库产业，智库能够更多地参与国际交流，设置公共议题，影响国际舆论。这既有利于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更有利于宣传中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
本报记者 何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