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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继《1944：松山战役笔记》之后，军史作家余戈的“滇西抗战三部曲”第二部——《1944：腾冲之围》即将在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文为新书的后记，本报刊发时有删节。
2009年8月《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后，笔者就开始了腾冲战事的研究和写作，如今4个年头过去，《1944：腾冲之围》即将付梓。按此进度计算，待完成计划中的龙陵会战的写作，我将会为这一题材投入10多年的精力。
按国内抗战史学界的说法，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有22次大会战；由美英主导的中缅印战区的缅北、滇西会战，并未包括在内。而我拟以十余年时间聚焦其中的滇西战场，以“三部曲”描绘出这个局部战场的“微观”全景图，这个事到底有多大价值？至今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曾经感慨中国缺少“微观战史”。这本是一时灵感冒出来的一个概念，自己并没有能力对此作理论上的诠释，但后来被评论家和媒体人引用并作价值分析，读后颇受启迪和滋养。理论素养不足如我者，在直觉上倒有一些敏感，毕竟为此青灯长卷地爬梳史料、做田野调查已逾8年。
实践的经验和体会告诉我，对于战争的研究决不能止步于政治、战略层面，必须进行战役、战术乃至技术层面的考察。打个比方，多年以来在中国商界，做生意时最用心的是“签项目”，但后来出问题多半在“做项目”上。签了项目拿到了单子，意味着资金基本到账，盈利已经有相当把握，至于工程、产品做得如何，往往已经不是大老板们关心的事了，于是“豆腐渣工程”与“山寨货”迭出，经年之后“素质”和“信用”就成为本质问题凸显出来。
抗战无非就是这样一个“大项目”。自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卷入战争起，从中国一方来说，自1937年起独立苦撑4年的这个项目，终于有了可靠的合作伙伴和资金保证，最后赢得胜利已是可以预期的丰厚利润。然而，当这个合作项目的美国代理人——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来到中国，并主要是通过对滇缅战场这一具体项目的“实操”之后，双方在磨合中发生了严重问题。史迪威于1944年10月被迫离开了中国，并由此影响到整个合作项目的前景，从而相当程度地改变了历史进程。
在“签项目”之初，当中国被热心而急切的罗斯福推到“四强”的阵容里，当宋美龄站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台上，当蒋介石出现在开罗的同盟国巨头会议上，人们看到的只是中国与西方列强别无二致的“大国”体面；一旦进入“做项目”的环节，史迪威立刻感知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习惯、素质、作风……诸因素汇聚而成的真正实力，这些“软条件”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所谓“地大物博”的“硬资源”。在滇西战场上，出现的是三国两方：中国、美国VS日本。若将目光聚焦于战场这一实操环节，你会时时感到，虽然美国与日本处于敌对阵营，但文化思维与做事风格却更为契合；他们对中国这个合作伙伴/敌人的看法，也惊人的一致。
虽然笔者不尽同意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但承认做历史的人都有现实功利性的考虑。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的是明朝的历史，但其落脚点却是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在研究滇西抗战史的过程中，最吸引笔者的也是“现代化”这个概念——最初是为这个战场上由美式装备所武装的中国军队外貌上的现代化所感奋，随后就在战事推演中被敌我双方在残酷拼杀中的悬殊“比分”所震惊，从而陷入对“人的现代化”的深深困惑和思考之中。
“先进”与“落后”，是贯穿始终的两个主题词。笔者不得不承认，落后的东西，即便暂时给镀了金，也难以迅速华丽转身为先进。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先进的东西总是相似的，落后的东西则各有各的面貌。中国的现代化仍处在艰难的进程之中，即便到今天也没有多少可资夸耀之处。实际上，先进者总是谦逊的，而落后者才屡屡自夸而不是反省；由是，先进者可能继续进步，落后者反而浅尝辄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很自然就能打通近70年的时空，使那段远去了的战争带出强烈的现实感。
笔者认为：战争与战场，永远是检验先进与落后的终极平台，战争能力永远是一个民族的“元实力”。这话听起来刺耳，但比较接近历史真相。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段是战争史，这是客观事实；接受了文明熏陶的人类，总是在经历一场惨痛战事的浩劫之后唤起“永别了武器”的冲动，但实际上从来不曾做到。笔者甚至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和平时期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放映前的“加演片”，两三条“新闻简报”、“祖国新貌”之后，正式的“战斗片”才真正开演。
战争考验着一个民族素质的现代化程度，而且是最核心的那部分，比如理性、认真、严谨、坚忍的作风；转换至和平时期，你会发现它也是现代企业最推崇的信条。那个在流水线上经受了此种检验的他国员工，一转身就可能在战场上成为你的劲敌。
现代性较量的比分，在战场上集中表现为参战者伤亡比例。当然，先进者也有因力量对比悬殊被打败的时候，落后者也可能以不计成本的“人海战术”侥幸取得胜利，“虽败犹荣”与“惨胜”的概念，分别描述了上述两种情况。与此相关联，只有先进者才会有为少数阵亡者立碑刊名的观念；落后者面对处理不过来的大堆尸体，也许只能无奈地任其“埋没随百草”了事。死不起人，在这里是文明；死得起人，在这里是野蛮。
同样的，先进者总是把战事记录得清清楚楚，落后者总是一本糊涂账。从表面上看，落后者似乎是因为表现乏善可陈而缺乏记录热情，实际上反过来看可能更为准确：很难想象一个在战斗详报中文过饰非、虚构战果的部队，在战场上能够有出色表现。
历史学者王锦思、苏智良曾云：“历史精密才能锻造出严谨认真的国民性格，历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根基。”这是笔者在微博上的签名语，也是多年来在研究战史中引起共鸣、进而奉为圭臬的一句话。也许只有在对战争探掘至幽微层面，才会真正理解这句话；那些迷信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将帅传奇的人，往往对这些战争中的“形而下”问题不太在意。
笔者的朋友李晨博士，在英国剑桥大学做与此题材相关的中国军事史。他的导师方德万教授指导他做论文时应注重立论，不必将很多笔墨浪费在陈述史实上。李晨跟我说，自己真的不好意思告诉导师：对于这段史实，中国还缺乏一个准确细致的叙事文本。
仅凭一点点浮皮潦草、漏洞百出的材料去奢谈那段战事，即便立论再高明，也是游离于史实之上的空论。笔者努力的目标，也就自然定位于尽可能还原、再现历史，以“精密”为追求，来做一个可信度较高的叙事文本。
战壕里的真实，自然不会在蒋介石、徐永昌、史迪威等人的档案文献中看到；军方的军事档案固然为难得的第一手史料，也需要搜集大量遗散的“三亲者”（即亲历、亲见、亲闻者）记述来予以佐证、校订甚至辨伪。云南大学历史系方国瑜教授早在1946年即致力于滇缅抗战史的研究，但在其所著《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中却未注明史料来源，他的解释是：“然每一事参酌众家，且初稿成，走访亲历其事者，多所商正，而近时事犹在耳目，不尽以书为据，故不详记出处也。”在“形而下”层面做“微观史”的难处，非实操者难以体会，但是，这正是笔者所能做的一个“项目”。昔日远征军将士浴血奋战完成了他们的项目，以最大的努力予以准确记述是后辈人的项目；因了那段付出数万生命与鲜血的惨痛成本，笔者的项目必须与他们的项目质量大致相称，否则良心难安。
话虽如此说，但我仍感到书中遗憾多多，且多为个人之力所不逮。笔者所写的是一部战役史，具体写到了每日每地的战斗，且连每次战斗的酝酿部署也予以详细记录。然而，这场战役除了第593团袭占桥头、马面关，预备第2师夺取来凤山等很少几次战斗具有“巧战”色彩，其他都是拖沓、冗长的艰难战斗，作者不厌其烦的记述也许会让一些读者感到枯燥。但战争本来面貌即如此，笔者唯有忠于史实。
虽然笔者找到了一些“三亲者”记述，经甄别校订后准确地嵌入了战事进展之中，增加了一点直观感性的色彩，但由于众所皆知的原因，这样的“三亲者”记述能得以留存下来的还是太少。在本书出版后，再奢望以采访老兵完成一部抗战叙事作品，亦无可能了。
（本文图片由余戈提供）
余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