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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节前的一个午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杵坭乡杵坭村，高原透亮的阳光洒在村民袁加清的院子里。60岁的袁老汉戴着一顶瓜皮帽，哼着小曲坐在阳光下编竹筐。
这位神态安详的老人，一年多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他儿子生了场大病，家里的危房几近垮塌，一系列烦心事让他几乎崩溃。不过，得益于县里的一位结对干部“亲戚”的帮忙，他在最绝望时，又迎来了生活新希望。
在甘孜，这样真实的干部“亲戚”结对帮忙带来希望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故事的背景是，甘孜迄今为止已实施两年、覆盖全州所有农牧民家庭的群众工作。
干部进村狗乱叫的尴尬
紧张的干群关系，曾一度让甘孜的许多工作面临被动。
当地一位干部记得，几年前他刚调到一个乡任职，计划召集13个村的60多名村干部开会，结果只来了14个人。他下村走访开展工作，连走两个村，都没有老百姓愿意见他，唯一开门的是个“脑袋有点问题”的人。
很多乡镇干部面临同样的尴尬境地。他们进村，村民养的狗见到这些陌生的面孔就汪汪乱叫。不少老百姓认为，干部下村是“来耍的”，至少不是干实事的，他们压根儿就看不起老百姓。
各种尴尬的遭遇传到州里，引起了不小震动。在州委组织部，大家开始反思，是什么让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如此疏远，甚至处于紧张状态？
州委组织部组织二科科长雷罡认为，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有很多，诸如语言交流障碍，有的汉族干部和藏区群众存在语言隔阂；也有风俗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和矛盾，比如矿产水电开发之类的项目，就极有可能影响到老百姓心中的神山圣水。
2012年2月，胡昌升调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委书记。这位曾在高校任职的官员从调查研究开始，在上任后的两个半月里，跑遍全州18个县，走进了67个乡镇的120多个村调研。
紧张的干群关系令他揪心。胡昌升在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应对过充斥着尖锐官民矛盾的水库移民问题，他深知和谐的干群关系对于区域发展的重要性。
这位看去有些“书生气”的州委书记，调研中深深记住了管辖境内泸定桥旁的一句清代碑文：“夫事无大小，期于利民；功无难易，贵于经久。”
“这就是我们要在甘孜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的逻辑起点。”胡昌升说。
2012年7月，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发布了《关于举全州之力推进群众工作全覆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群众工作在全州全面铺开，进入制度化落实阶段。根据该《意见》，群众工作主要包括6项活动：干部与农牧民“结对认亲”活动、领导干部联系寺庙的“同心同向”活动、解决弱势群体困难的“爱心帮扶”活动、“爱国、守法、感恩”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机关与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共创活动、让群众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幸福工程”活动。
《意见》要求，全州50833名“吃财政饭”的公职人员，都要和农牧民结为“亲戚”。按照不同的结对数量，最终实现与全州209454户农牧民全部结对，使群众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同时，《意见》还明确，要用3年时间集中开展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
冒着生命危险上路
然而，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在甘孜这个高原上的藏区做好群众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
数据显示，在甘孜，平均一个公安干警管50多平方公里，一个乡干部管30多平方公里，一个村干部管8平方公里。更麻烦的是，全州平均海拔超过4100米，很多地方连路都不通，通讯信号也没有。
在下乡途中，一些干部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13年12月16日上午，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常委、宣传部长毕世祥前往新龙县开展群众工作，途经高尔寺山时发生车祸，因公殉职。
此前一天晚上，毕世祥刚刚从成都开会回到甘孜州府康定县。为了在中午前赶到新龙县，他当天早上7点半就从康定出发。在一段人走路都站不稳的冰雪路段，他乘坐的越野车翻下山崖，往下翻滚大约70米后，他被甩出车子，再也没能回来。
毕世祥殉职的消息震动全川。一位地方高级官员这样逝世，令人哀痛的同时，更令人惊讶。
彼时，正值岁末年初，围绕解决民生问题的群众工作正是甘孜各级党政的重中之重。一批又一批的机关干部在冬季的茫茫雪原中奔走，进村入户解决农牧民的实际困难。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他们几乎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工作。
又一个坏消息紧随而来。2014年1月5日，甘孜藏族自治州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在前往石渠县开展群众工作时发生车祸，身负重伤。
按照群众工作的分工，甘孜州级机关的群众工作联系点集中在石渠县——距离州府康定县700公里、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四川最北端紧邻青海玉树的一个县。
宣传部长殉职，公安局副局长负伤，还有同事感染了号称“高原癌症”的包虫病……一个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弥漫在机关各部门。
群众工作真的比干部生命还重要吗？但是记者采访遇到的每一位干部，都依然毫无怨言地在忙碌着，即便工作之余，他们也在抓紧时间学习当地的文化、提高帮助群众的本领。
春节前夕，记者在当地采访期间，州委宣传部的干部正密切关注着路况信息，随时准备出发前往石渠。按照州委的部署，所有的州级部门都要到自己的“结对亲戚”家里实地走访慰问，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群众工作是治本之策
在国家快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型中，现实利益、思想观念的碰撞和冲突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党群、干群关系又处在其中最前沿、最显著的位置。
甘孜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是我国康巴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特殊的地理、文化、民族、宗教等因素，以甘孜为核心的康巴藏区是我国藏区治理的重要部分，历史上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说。
如何安康？如何赢得群众拥护，凝聚党心民心？被列入甘孜党政核心工作的群众工作，是康巴藏区治理的新探索。
怎样才能做好群众工作？州委书记胡昌升要求各级干部，要“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见其欢怡则为之喜，见其富足则为之乐”。
他自己以身作则。2014年1月11日清晨，天还没亮，胡昌升带着工作人员从康定出发，赶往北部的色达县。此前，当地发生火灾，造成了一些损失。
胡昌升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赶路，到达当地已是深夜。他没有休息，就开始慰问僧侣、和农牧民交谈，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需求。他所走过的那条路，冰雪和上个月毕世祥殉职的路段一样厚。
在胡昌升办公室的一幅地图上，他所去过的乡镇都做了标注，红点记号已经密密麻麻布满地图。胡昌升说，全州325个乡镇，他现在已经去了215个。有些工作难“啃”的地方，他去了很多次。
他认定，康巴藏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好群众工作才是治本之策。
按照群众工作的要求，甘孜全州正县级以上的干部，都要和孤儿结对帮扶。这样，全州3011名孤儿都有了“爱心爸爸”、“爱心妈妈”。干部们带着自己的家人去孤儿院，去孤儿的家，在甘孜成了独特的风景线。
胡昌升希望通过这些充满人情味儿的善举，让政治不再显得冷漠。
他要求干部：“什么时候群众需要，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的上班时间；什么地方有群众需要我们，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的办公地点。”
他明确警告“干部不要作秀”，他认为，搞群众工作却不到群众中去就是“吹牛皮”。“光靠开会搞群众工作怎么行呢？深入基层一线、深入到老百姓家中，那才叫群众工作。”为此，他多次在大会上批评执行不力的干部，甚至单独约谈过一些高级别官员。
群众工作被纳入了各级干部的政绩考核内容，成为组织部门任用干部的重要指标。在100分的目标绩效考核总分值中，州级部门和各县关于群众工作的分值分别占了6分和12分。
作为州委组织部组织二科科长，雷罡则依据这些工作要求，不动声色地考察着干部们的表现。在群众工作中，他被抽调到州群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兼职，群众工作因此成了他考察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尺。
“干部进村狗摇尾”的新转变
事实上，群众工作的很多事务看上去只是微不足道小事，比如老百姓来州府看病时，结对的干部要去陪护、帮着办手续，又如年轻人读书遇到困难，结对的干部主动帮着联系资助，等等。
这样一件件小事日积月累，正悄然改善着当地的干群关系。
2012年下半年，泸定县农民袁加清的大儿子患上强直性脊柱炎，治疗中用到的某种药剂，在省城一家医院的价格是一针7900元。当时，袁家只有500多元的积蓄。
一家基金会愿意资助6针药剂的费用，前提是需要当地民政局出具相关证明。可是，目不识丁、更不会写字的老袁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理这个手续。
就在最绝望的时候，他想起了和他结对的干部“亲戚”——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劲。后来，在朱劲的协调下，县民政局副局长亲自帮老人办好了相关手续。这位老农感受到了“县里有人”的便利。
后来的经历证明，袁加清在遇到难题时，这位县里的干部“亲戚”总能助他一臂之力。2013年7月，他家盖起了新房子。此前，他那破旧的土房子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在朱劲的帮助下，他申请到了7000元的改造资金，朱劲和同事还捐款支持，有时候还来帮忙干活，为老袁省了不少工钱。
类似的干群之间的温情故事越来越多。
石渠县一位藏族老阿爸赶了700公里的路，到康定看望州民政局的一位干部，这位干部是老人的结对“亲戚”，曾帮他家解决了不少困难。老阿爸说：“我活不了多少年了，就想来看‘亲戚’家一眼，怕以后没机会了。”
团甘孜藏族自治州委的年轻干部仁孜克珠曾经帮自己的结对“亲戚”办理医保报销的手续，老人家感激不已，不停地说谢谢。这让仁孜克珠同样感慨万千：“老百姓太淳朴了，医保其实是国家的好政策，而我仅仅是举手之劳就让老人如此感激。”
对干部而言，在群众工作的落实中，曾经的制度要求正逐渐变为发自内心的行为习惯。随着干部“亲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地来走村串户，乡亲们也已经习以为常了，当年乡干部进村狗乱叫的尴尬，变成了干部进村狗摇尾的喜乐场景。
干部真正走近了群众，群众也就认可了干部。
本报记者 王鑫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