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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还没被记者“抢到手”，已经被好几位民营企业家“围堵”了。
这天上午，几位民营企业家专程约见了贾康，“吐槽”他们在经营企业中的各种遭遇，也希望贾康能把他们关于如何进一步释放民间资本活力的设想带到两会上。
财政学家贾康不为公众所熟知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一见到贾康，就开门见山“吐槽”了。他说，灰霾污染等环境问题频发，可巨大的治污市场却没有形成，背后的原因是，民间资本在进入治污领域时受到诸多制约。
桑德集团是我国产值规模最大的环境类民营企业，在同行企业看来，他们的日子比别人过得顺水顺风。可说起这些年投资治污市场的经历时，文一波怨言不少。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很多国家在供水、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市政特许经营领域，引入了公私合营的模式。实践中，政府发现，与其自己背着这些市政项目的包袱，还不如引入社会资本，发挥其运营高效的特点，最终双方共担利益风险。
早在2002年前后，建设部的一系列文件中就已经明确，要推进社会资本进入市政领域思路。随后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新老36”条，也一再放大这样的政策导向。
可当文一波拿着这些政策去实践时，却屡屡遭遇不顺。
要申请一个公私合营的市政项目，要到发改、住建、国土资源、财政、环保等多个部门审批。各部门流程不一样，要求提供的材料也不一样，而且整个过程中还会不断地被推诿、拒绝，疲于奔命。文一波说，一个项目，审批或核准的流程需要大半年，既严重影响项目的进程，又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文一波和他的同行们最经常讨论的话题就是，那些挡住民营资本的玻璃门、弹簧门什么时候能够打开。他甚至抱怨说，两个“36条”究竟有什么用。
尽管一肚子的怨言，但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文一波还是觉得希望又来了。决定中与他有关的条文是，“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所以，他决定在两会前找到贾康，把他们遭遇的壁垒和期待化解的问题通过这位副会长递交出去。
几位民营企业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政府要简化行政审批的流程，清晰界定政府和社会资本的边界与责权，给民营投资更多的松绑。
贾康对文一波等企业家提出的公私合营市政行业也颇有研究。据他掌握的信息，其实，领导层也高度关注公私合营进入市政公用领域的模式，而且也希望进一步完善这项制度，给民间资本更多的空间。
贾康甚至还帮助几位民营企业家梳理，如何完善公私合营制度。在他看来，公私合营这种多方出资的模式，实际上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股份制模式。而现代企业制度讲究法制化、契约精神，以及通用的标准。这也意味着，完善的公私合营要求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资本，都应该讲究契约精神。这个建议也是企业家们之前没想到的。
国电清新的董事长张开元希望贾康能帮反映的问题是，在和国企的竞争中，民营企业屡战屡败，因为国企总是将业务“分给自家兄弟”。
张开元说，自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过去从来不批评国企，但近年来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窄，他希望规范市场竞争。
张开元的公司是给火电企业做脱硫处理的。近几年来，灰霾污染接二连三来袭，其元凶PM2.5比较清晰的一个来源就是火电厂的烟气污染。为了推进火电厂二氧化硫的减排，国家从每一度电价中提取1.5分补贴给火电厂，用于冲抵企业脱硫产生的成本。
以前发电企业都没有治理的积极性，很多把治污的任务转包给像张开元这样的第三方治理公司，但自从有了这每度电1.5分的补贴后，五大电力集团的旗下发电企业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治污子公司，承接本公司的治污工程。五大集团的发电量在火电企业中几乎占了80%，这样一来，原有的民营治污公司几乎没有了生存的空间。
除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外，张开元认为另一个值得反映的问题是，每度电1.5分的脱硫补贴，在处理的过程中，他们觉得已经够了，但他听说五大电力集团旗下的治理公司却认为不够，还要向国家申请提高补贴。不断加码的费用最终将传导给消费者。
张开元也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找到了和自己相关的内容，“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张开元既喜又忧。喜的是，他们一直在探索的第三方专业治理的模式获得国家认可，但也担忧这块巨大的市场与民间资本无缘。
贾康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民营企业家向他吐槽的这些问题，他会适时表达。他深知，那些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利好消息确实亟待细化。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