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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惨烈的情景，以前只在电影里看过，而现在，却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3月1日晚9点多，刚从办公室走出来的昆明火车站客运车间主任干事樊云东，就听见对讲机里一片混乱的声音。他迅速赶往东边的验证口，眼前的情景令他头皮发麻：人们惊慌失措地奔跑，行李散落一地，有人倒在地上，血流如注。
此时，客运值班站长袁佳正在引导慌乱的旅客进入验证口躲避。
当天晚上21时16分，正在车站巡视的袁佳在人们的惊叫声中，看见一名穿浅色衣服的男子和一名黑纱蒙面的女子，挥舞着长刀，从马路上走过来，见人就砍。袁佳意识到，出大事了，立即冲对讲机大呼“报警”。正在二楼候车室的客运一组客运员肖智波，立即跑进驻站派出所值班室报警。
之后，她又飞奔上二楼，在楼梯拐角处，一个左臂流血的女孩倒在地上。肖智波与拿着绷带前来抢救的客运员丁淑宁给女孩做了简单的包扎后，又冲下楼，来到售票厅。这两位学过护理的年轻客运员，给一个又一个浑身是血的旅客做心肺复苏和简单包扎，清理他们嘴巴、鼻子上的血，以免窒息，并不住地安慰他们：“不怕，不怕！”同时吩咐旁边的人不停地跟伤员说话，防止他们意识模糊。
接着，肖智波又跑上二楼候车室，找到一床军用被子当做担架，让4名男性旅客帮忙将伤员送上已经赶来的救护车。
当看着手臂、脸上都是血的旅客冲进验票口时，年仅20岁的客运员杨吉归一下子懵了。他跑出验票亭，想看看发生了什么，却见五六米外，有人挥着刀朝他奔来。“快进来”，他大叫着，让身边的旅客进入到他身后的验票口，然后迅速把卷帘门拉下。
这时候，袁佳和她的同事已经将200多名旅客引导进了东边的验证口，关上了卷帘门。已从验证口出来前往广场救援旅客的樊云东，眼见验证口的门关上，一下子懵了。他警觉地向四周张望，见没有持刀人，心才放下来。广场上的情况更为严重，到处都是伤员，樊云东一个个摸他们的脉搏，寻找还有生命体征的人，并和行人、旅客一起，一趟又一趟将他们送上公交车、出租车、救护车。
此时，惊魂未定的售票员邱荣新，用哆嗦的双手打开了售票厅的卷帘门。她把一名头部受重伤的旅客背到救护车前，带着哭腔说：“这名旅客伤得很重，能让他先上救护车吗？”几名受伤的旅客让出了道。
就在她和其他同事一起运送伤员时，持刀歹徒再次返回，向他们杀了过来。他们扶着、背着、用被子托着伤员，又退回售票厅避难，直到安全后，才又把伤员一一送上救护车。
几乎同一时刻，樊云东、袁佳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想到了二楼候车室里那9000多名旅客。
“已经获悉消息的二楼候车室的旅客们，开始骚动起来，如不及时安抚他们，可能会出现新的危险。”袁佳立即通过对讲机通知广播室。广播在二楼响起：“旅客们，警察已经控制住外面的情况，大家不要惊慌，保持冷静，听从工作人员安排”。
正在抢救伤员的肖智波也被呼叫返回了二楼候车室，整个晚上，她都在候车室走来走去，用喇叭喊话，不断安抚旅客。他们的声音，成当晚平复9000多名旅客情绪的良药。
此时，曾经当过兵的站台值班站长吴碧勇，把火车站那些帮助旅客拉行李的“小红帽”全部组织起来，将他们的小推车在二楼候车室外围成了一圈，做了一个小型防御工事。“如果歹徒冲上来，可以抵挡一阵。”他说。
在警方已经控制住现场之后，樊云东在一楼验票口，要求职工对进入候车室的旅客进行严格安检。“如果歹徒伪装进入候车室，后果将不堪设想。仅仅是旅客相互间的踩踏，伤亡也会无数。”他说。
为保证旅客安全，吴碧勇和同事们梳理了旅客的出行方向，找到每趟车的列车长，让同一方向的旅客改签票，能先走的，全部安排先走。
这天晚上，第一个拨打120急救电话的客运员许剑敏，用自己的领带，给旅客包扎伤口，并脱下铁路制服，给一位伤势较重的旅客穿上。只穿了一件沾着血迹衬衣的他，在抬送了20多名伤员后，被人们当做伤员送到医院，到医院后，他又帮着医务人员处理现场，一直到凌晨，才返回火车站。
此时，万分疲惫的樊云东去洗手间洗手，一低头，猛然发现，裤腿已经完全僵硬，手一搓，干燥的血痂撒落一地。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坐下来的肖智波，看见自己的袜子上全是鲜血，一下子头皮发麻、手脚冰凉，同事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她看了一眼，胃部感到一阵痉挛。更多的人，则一直在发抖，有人手指抖得连烟都夹不住。
“救人时一点也不怕，可是后来，越想越害怕，心情非常沉重。”樊云东几次哽咽着说不下去，这两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喝一杯白酒，才能入眠。
3月1日晚，樊云东、许剑敏、邱荣新、吴碧勇、袁佳、肖智波、丁淑宁、杨吉归……130多名铁路职工，承受着巨大的惊吓和悲痛，坚守岗位。送完所有伤员和罹难者后，他们对站前广场、售票厅、进站口，每处都进行了仔细搜寻，以防有伤员被遗漏；同时收集整理旅客丢弃的行李，清理打扫现场。一夜未眠，连续工作近30个小时。
当晚，昆明火车站准点发送了九趟列车，9687名乘客于23时30分之前全部安全离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