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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太平洋保险集团董事长高国富今天在政协小组会上讲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去年年底，他下属的一个省级分公司受到发改委处罚，罚金2000多万元，原因是“垄断”；而“垄断”的原因是，当地保监局要求该分公司签署一个价格自律协定，要求不能打价格战。
“不签，保监局要罚我们；签了以后，发改委要罚我们。左右不是人！”高国富说，公司派人去发改委申诉，领导们也很同情，但强调这是典型的垄断。最终他们接受了处罚。
高国富说，相信这种情况其他公司也会碰到，“有时候政府部门的这些政策，各自限于一个小圈子，没有站在国家层面上来宏观思考，使得具体政策打架，一打架以后，企业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一罚罚光了。”
不约而同，在另一个会场，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高宏峰委员也指出了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他觉得，有些改革拖了很长时间，迟迟难以进行，改革必须要提高决策层次，要有一个强力部门或者高层次的领导来统筹。
高宏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现在很多法规是一二十年前由各个部门制定的。当时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法规一定下来，就把好多部门的利益固化了。比如民航法还是在民航局政企合一的情况下产生的，不适应市场化的今天。
他说，在我们国家，有时“越是没人管的事情发展得越好”，比如快递业起初没人管，“呼呼就这么干起来了”，全国快递数量去年达到92亿件，今年可能会达到世界第一。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原总裁杨超委员说，政府审批项目多，干预项目多，市场主体无所适从，自己在这方面体会很深。他曾在欧洲、香港等地任职十余年，当地政府部门从来没有找他开过一次会，也没有收到一次政府的红头文件。他觉得，现在我们的会议、文件还是太多。他有个美国朋友在华工作多年，回美国后告诉他，自己在中国时的一大苦恼是，公司一年会收到100多个政府文件，还要被监管部门叫去开会。
杨超还表示，自己在欧洲和香港任职时，从未收到过罚单。回国主管中国人寿以后，动不动就收到罚单，企业需要反思自己的工作，但是政府部门也需要对此反思，要像李克强总理指出的那样，在优质服务中体现监管。他在英国工作时，监管方通过审计人员提醒他们：你们公司资金都在一家银行，“我给你一个建议”，这不太安全。资金至少要分放在三家大银行。杨超感慨，这才是真正的监管和服务。反观我们有些职能部门公务员，“拿起电话就可以训你，拿起单子就可以罚你”。
听了这番话，在场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插话了：“您讲的我有同感。现在很多法律的规定比较宽泛，给有些部门留下了很强的空间，它可以用这种文件的形式来强化它自身的权力，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潘功胜继续说：“我觉得人民银行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的周行长思维比较市场化……”他还没说完，就被旁边另一位委员的话打断了：“哪个部门也没说自己做得差啊！”全场哄笑。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本报记者 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