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留守儿童：政府职责还是家长义务？

    虽然身在两会现场，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文联主席顾久心头却满是自己那摊子招募志愿者的事儿。“我要组织文艺志愿者去教孩子们美术、舞蹈，上半年计划招51个人，这都3月了，才招到10个人！”小组讨论会上，顾久逢人便谈留守儿童的事儿。

    记者注意到，去年两会，因为会前发生了一系列虐待儿童、性侵儿童的事件，有关留守儿童的话题成为媒体报道的“重头戏”。今年，留守儿童的生活窘境，已然被青年医生的险恶生存环境所掩盖。

    “今年两会上，感觉没什么人提留守儿童的事儿，但我还是要提一下。”尽管很少有记者对此话题感兴趣，但在社科界别联组讨论会上，顾久还是争取到在众人面前发言的机会。

    来北京之前，顾久跟贵州省某市的领导谈过留守儿童教育的问题。对方一面摇头，一面连用两个“杯水车薪”来回复他。“领导也重视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他每年8亿元投入教育，其中两亿元花在留守儿童身上，但这些钱花下去，只是杯水车薪而已。”顾久说。

    今年两会上，西部某省会城市中级法院院长告诉顾久，在他们院里，青少年犯罪案件中，大约80%的案件涉及留守儿童。

    就在全国两会开幕前，1月30日，四川三台县永明镇一名15岁男孩因两名7岁女童嘲笑其四处小便，而将两名女童杀害。这名男孩就是长期与父母分居的农村留守儿童。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郑小燕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她此前在某地方法院调研掌握的数据是，超过70%的青少年犯罪案件与留守儿童有关。

    “现在教育、团委、妇联等部门都在做一些关爱留守儿童的事儿，但孩子们真正的问题恐怕还不是吃穿住行这些事儿，心病还需心药医。”郑小燕说，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她认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让他们“不再留守”，“要么父母把孩子带走，要么父母回来带孩子”。

    郑小燕表示，现行“未保法”对于“父母抚养孩子的监督”过弱，“父母不能生下孩子就把他往家里一扔，不管不顾。法律对未成年人父母的监护责任，应当有最起码的监督执行和保护的规定”。

    与郑小燕的观点相反，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关爱那些已经“事实留守”的儿童，正应该是政府责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免费午餐’计划。”王名说，“免费午餐”计划最开始只是记者邓飞发起的一个社会公益项目，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免费午餐，但在社会力量干了一年多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变，“温家宝总理坐不住了，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表态，免费午餐政府埋单”。

    王名说，开始邓飞最多也就募集了1000多万元的资金，而政府埋单后，一下子就投入了160亿元。根据王名掌握的数据，截至去年年底，政府已为免费午餐投入300多亿元。

    “我跟邓飞说，你最大的贡献不是其他，而是让政府意识到这是政府该做的事情。”王名说，这一事件充分说明，留守儿童的事儿，也是政府的事儿。

    但与一些政府官员私交不错的顾久告诉记者，由于留守儿童问题解决得好坏并不算“政绩”，且留守儿童问题牵扯的面太大、太广，一些政府官员即便知道其中的利害，有心帮忙，也常常无从下手。

    “我也不提大的政策建议，但求在我自己所做的‘送美育到村’这件事儿上，为留守儿童作点小贡献，早日招到志愿者。”顾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