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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在全国政协医卫组小组讨论中，一些平时不爱发言的委员说起“医患关系”，都开始“抢话筒”了。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西区委主委钱学明说，自己本来没准备有关医改方面的提案，但近一个月来频发的伤医事件，令他有些坐不住了。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也谈到了这一话题，他认为医患关系紧张原因80%是缺乏沟通。
来北京前几天，钱学明就被医生开了“大处方”。他肠胃不适，夜间急诊，打了一针、拍了片子，花了几百块钱。两天后，他找到一个与自己私交不错的医生再看，对方告诉他，“不用那么麻烦，你去买点土霉素吃吃就行”。
在家门口的小药店，钱学明被眼前摆着的一大瓶、够吃一个多月的土霉素吓了一跳，“才2块4毛钱就吃好了。想想之前花掉的几百块钱，心里总觉得不是那么舒服”。
但他表示理解医生们的无奈，“医院、医生都是自负盈亏的，你让他们怎么过日子？”他建议，一方面由政府“包办”公立医院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另一方面由市场自身去调整中高端医疗服务，“该抓的抓牢，该松的要松开”。
钟南山则从医患沟通的角度，分析了医患矛盾频发的原因。他说，由于医院要维持运转，必须制订多项业务指标，比如不达到看病的数字要扣奖金，换句话说，医生看病的人数越多越好。
作为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钟南山现在每个星期还查房一次。
“我们查房就看三个病人。”他不由感慨，“我是集中了全院六七个科室，花了一个上午解决了三个病人的问题，解决了诊断和治疗疑难病。”
而如果这个时间用来看普通的常见病，医院的收入则高数十倍，而病人却排队要三小时、看病只三分钟，由于没有沟通就造成误解，沟通越来越少，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
另一方面，按照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委员的说法，发生医疗纠纷，患者本来应该找地方讲理，而不是去伤害医生。他口中的“讲理的地方”是指各个省、市、县以及部队系统中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但当记者试图以医患纠纷当事人的身份向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咨询时，发现网络上只有该委员会成立的新闻报道，却没有这两个委员会的网址，也查询不到咨询电话。
上海一名医生告诉记者，现阶段，患者如果要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唯一的方法就是到与其产生纠纷的医院医务处复印病历、盖章，再由医务处介绍患者去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咨询。
“很多患者不愿意走这个程序，他不相信医院、不相信鉴定结果，觉得医院和鉴定委员会是一伙儿的。他宁可找医闹。”这名医生说。
对此，江苏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李玉峰委员建议，尽快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调解机构。此前有委员建议，将原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疗纠纷调解职能调整到司法行政部门，明确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协调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血管科教授李小鹰则更关心如何在微观层面保障医生人身安全的问题。与此前31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紧急出台防止医院暴力事件的措施”类似，李小鹰建议“制定防止医疗场所暴力伤害法”，她的研究更为细致。
她提出10条具体内容，以《防止医疗场所暴力伤害法》为“蓝本”，包括完善医疗事故鉴定法规，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管理，为医生及保安购买“医疗责任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等。
本报记者 王烨捷 王晶晶 崔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