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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公布了2013年我国城市空气质量的排名，污染最重的10个城市是邢台、石家庄、邯郸、唐山、保定、济南、衡水、西安、廊坊和郑州。
这也是我国自2013年执行新空气质量标准以来，发布的首个空气质量年度排名。新标准的特点是加入了对PM2.5的监测。这份黑名单上，有7个城市隶属河北，这也使得两会期间河北团的开放日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几乎每个记者都是冲着空气污染问题去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鹰更是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他之所以如此受关注，还因为他曾是唐山市市长，他主政唐山期间，也是当地钢铁行业发展较快的时期。
这也难怪，河北省有关领导此前就曾表示，正为两会发愁呢，担心污染太重，“不好意思见大家”。
就在2月底，我国中东部地区遭遇了一场持续7天的灰霾污染。吴晓青说，那次污染一共波及15个省份，面积181万平方公里，其中空气污染较重的面积超过98万平方公里。
在提及污染的原因时，吴晓青坦言，污染物排放量大是根本原因，工业污染、机动车污染、建筑和道路扬尘都是主要的排放源。他同时给出了另一组数据，京津冀地区单位GDP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
从全国来看，除京津冀外，污染较重的还有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数据显示，这三个区域占我国国土面积的8%，但消耗了全国煤炭的43%，生产了全国55%的钢铁、40%的水泥，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占全国排放量的30%。
这几组数字在环保专家那里早已不陌生。有研究者曾指出，我国空气污染的重灾区与我国钢铁的主产区、煤炭的主要消费区是重合的。
但这些“抹黑天空”的排污大户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没有任何手续的“黑户”。由于钢铁产能过剩，我国早在2005年就停止审批钢铁项目，但全国的钢铁产能却从2005年的3亿多吨，增长到现在的七八亿吨。河北作为全国钢铁大省，产能更是从1亿多吨上升到3.14亿吨。
如果治理设施运转正常的话，这些钢铁企业一年至少少向大气排放31万吨烟粉尘和89.9万吨二氧化硫。但环保部的调查结果是，有70%以上的企业治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转。
环保部一位官员说，用“乱成一锅粥”来形容华北地区钢铁企业的野蛮生产一点儿不为过。
可以说，这些地区的GDP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北京市环保局原副局长杜少中最近就撰文称，选择了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就选择了怎样的天空。
类似的表述也出现在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很多代表都注意到这段话：“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
2013年9月，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第一次出台与大气治理相关的行动计划，并且很明确地要求，2017年，京津冀地区的PM2.5浓度要下降25%。
为了实现这个减排目标，河北省需要完成的任务是，2017年前要减产6000万吨钢铁。这已经明确写入河北省与国务院签订的责任状中。
河北也算了一笔账，仅完成6000万吨钢铁压减任务，就涉及60多万直接间接就业人员的安置问题，每年需支付社保资金200亿元，影响直接间接税收500多亿元。对河北GDP而言，这种冲击被认为是伤筋动骨的。
陈国鹰说：“纵使伤筋动骨也要实现河北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质量改善的脱胎换骨。”在他看来，“挥之不去的雾霾、饱受非议的大气环境，成了河北的锥心之痛。”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省长张庆伟也曾表示，河北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大气污染的治理将倒逼淘汰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同时也是提升河北GDP质量的机遇。
西安是唯一进入10大污染城市黑名单的西部城市。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省长娄勤俭面对媒体时，也表达了他治理污染的决心。
他说，陕西在发展和环保中面临两难的局面，作为欠发达的省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发展，但陕西也是生态相对脆弱的省份，环境承载能力有限。如何在发展中维护生态环境，是个不能回避的矛盾，但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娄勤俭说，他曾跟环保部门打过招呼，一旦发现违法排污的企业，不用跟他汇报，直接公布，直接处理。娄勤俭坦言，让环保部门直接公开处理，也是怕先报给他后，他会思前想后——处理一个企业会影响多少GDP。
吴晓青表示，从现在的排放强度来看，长三角地区要实现环境改善，还需要加把劲儿。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环保厅厅长陈蒙蒙则表示，南京市决定10年内把重化工产业全部转移。这种转移，无疑是要把GDP拿走，但这是在环境和发展之间不得不作出的一种抉择。
这几天，吴晓青总是被问到，淘汰过剩产能，关停违法企业，会不会影响地方的GDP？吴晓青说，过去在追求GDP的同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环境的代价，这个代价是沉重的、巨大的。我们现在治理空气污染以及水污染和其他污染，会影响一些GDP，但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必须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