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让人敢怒不敢言的“审查者”和“审批者”成了挨批的“被告”,是两会的一道风景。两会很像“日常政治”剧情的反转和逆袭,平日在权力面前战战兢兢的被审批者们扬眉吐气,痛斥手握大权的审批者平日种种行为。
政协委员冯小刚作这番发言时一定会觉得很解气,他说:拍《集结号》时,差一点被枪毙,因为有人给它扣上了“炮灰论”,说宣扬战争牺牲者就是宣扬炮灰主义。这一顶帽子扣上后,风险就大了。中国没有一部《电影审查法》,电影的生死大权就捏在这些审查者手中,难道这些审查者的爱国热情、政治判断力和艺术水平比我们这些导演高吗?(据近日《羊城晚报》)
政协委员、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也表达了对审批者的不满,他点了在场的住建部部长的名,批评房地产行业审批太多,多的城市要盖110多个章,而且乱收费太多。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原总裁杨超委员批评得更尖锐,称有些职能部门公务员“拿起电话就可以训你,拿起单子就可以罚你”。从这些义愤填膺的表达来看,他们对那些审查者和审批者实在忍够了。
在平常,冯小刚可能是不敢这样跟“审查者”说话的,否则激怒了审查者片子就没法过审了;地产商们肯定也不敢跟掌握着审批大权的政府官员叫板,除非这楼别盖了、这生意别做了。官本位和行政化的威权是很森严的,一个来自高校的人大代表曾经吐槽说: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拿起电话就可以训你,拿起单子就可以罚你”是对现实活灵活现的描述。
但两会舆论场中就不一样了,似乎营造了一个脱离日常政治的特殊时段:再位高权重的部门、掌握着再大权力的傲慢官员,都会自觉地在两会会场上充当被监督、被质询、被批评的“被告”角色。记得有一年,当时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长的陈竺,当他婉拒“政协小组副组长”提名时候说:自己两会期间非常忙碌,要时常跑人大当“被告”(接受代表监督)。代表委员集中议政和举国媒体聚焦,使政府官员不得不老老实实地俯身接受监督。
这种两会政治下,冯小刚说得再尖锐,电影局的领导听得再不顺耳,也得乖乖地听着。房产商对审批的炮声再猛烈,住建部长也得老实地记录,谦恭地回应。可是,当离开了两会语境回到日常生活时,一切也许又不得不回归庸常,当没有了政协委员身份的冯小刚拍了新电影去接受相关部门审查的时候,他敢这么冲审片的领导嚷吗?
另外,在中国,饱受各种不当审查和审查之苦的企业和导演很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幸像冯小刚和许家印这样获得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从而能够在两会上质问那些伤害艺术的审查者和设置障碍的审批者。面对“拿起单子就可以罚你”的权力,只能选择承受和忍受。
随着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改革力度的加大,虽然政府手中垄断的权力和资源不如从前了,但与公众期待的市场化方向看,还有很大的差距,各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婆婆仍如影随形地制约着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活力。经济学家张维迎有一句话很有名:中国特色,关掉哪个部,哪个行业就好一点。从前的一机部,二机部都没了,这些行业都兴盛了。如果关掉某某部门,电视广播会兴旺,关掉某某部,中国的学校和教育就有救了、就有希望了。这话虽然偏激了点,不过许多现实也印证了在竞争性领域“越是没人管的事情发展得越好”,比如快递业、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都是在“没人管”的情况下才得到飞速发展。
需要通过改革还权于民、还权于市场,不仅是政协委员在两会时可以质询审查者审批者,每个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以法律的名义去质问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审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