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转会”记

    今年全国政协委员第42组第一次开会时，担任组长的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首先介绍了一位新面孔：“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小组今年来了一位新委员——蒋小明。”

    在一片“蒋委员长”的调侃声和热烈的掌声中，蒋小明委员起身向大家致意，就这样开始了他在教育界别的履职生涯。

    2013年3月，新产生的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治舞台上亮相，蒋小明当时在第58组，属于“特别邀请人士”界别。

    22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中，像他这样在届内更换界别的并不多见，今年只有7位。其中，大陆企业家曹德旺、金建华分别由福利保障界、总工会界调整到经济界，原本与蒋小明同组的香港企业家郭孔丞由特邀界到了经济界。藏族女委员朗杰拉措由妇联界到了少数民族界。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之女、中银香港公司副总裁朱燕来从特邀界换到了教育界，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院长饶子和则由科技界调整到教育界。饶子和笑称，这相当于“转会”。

    蒋小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因为对教育感兴趣，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之前，他就想转到教育界。为此，他向政协交了一份申请报告。朱燕来、饶子和也在报告上签了名。今年，他们的申请获批。

    根据政协章程，我国的政协委员并非通过选举，而是以协商推荐的方式产生，每届的名额和人选，经上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审议同意，由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共分58个小组，最小的组15人，最大的66人。政协会议期间，一位政协委员的多数时间并不在举行全体大会的人民大会堂里，而是在驻地的小组里度过。他们的发言，由小组秘书整理、上报。

    因此，初来乍到的蒋小明更像是一个“插班生”。同组其他委员去年就有了充分了解。在第一次会上，蒋小明多次举手示意，但等了很久才抢到发言机会。

    与此同时，在教育的另一个小组，新来的“老委员”朱燕来坦言，从职业上她是全组“离教育和文化最远的，可能会说一些外行话”。朱燕来的第一次发言关注了教育公平。她说，“如果从小就分三六九等”，对人的成长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现在学校分成三六九等，在资源投放上分出“重点”和“非重点”，这种模式是值得反思的。特别是公立学校，不论北京、上海还是偏远地区，入学标准、教材、资源投入等方面应有统一的标准。

    朱燕来所在的40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告诉记者，此次开会之前，他并不知道将转来新人，看了名单才知道，对此很感到好奇。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朱燕来表示，自己先在经济界，后到特邀界，这次换到教育界，因为她觉得教育是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关系到千家万户。我国经济贸易发展很快，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教育、文化软实力方面“确实还有一些距离和困惑”，希望能就此跟行业内有经验和资历的委员们一起探讨。

    在她看来，教育是“接地气的一个领域”，“换个界别，可以开拓视野。”朱燕来说，自己的亲戚朋友经常谈到教育，大家反应比较强烈，这次希望在新界别与大家一起，对教育发展有所推动。

    与他们相比，饶子和是教育界的熟面孔，他的很多朋友都在这里。这位著名的生物学家曾任南开大学校长，他告诉记者，自己“对教育情有独钟”，如果当初在科技和教育两个界别之间选择，自己首选教育。

    并非所有调整界别的委员都是主动选择。上海培罗蒙西服公司董事长金建华十一届时在经济界，本届起初分到总工会界，今年开会，他“到了首都机场才知道”。

    亚洲“糖王”郭鹤年的长子、香港嘉里集团主席郭孔丞对此也不清楚，他对记者说，自己接到通知从特邀界换到了经济界，就这样来了。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猜测，郭先生本来就是企业家，到经济组是“特合适的”。也许去年换届时，经济组名额已满，因此今年才分到这里。

    杨敏德有过类似经历，她连任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是在妇联界别，十一届到了香港界别，并在该任期当中调到了经济。她说，自己是个商人，觉得在经济组“有很多话说”。即使身处其他界别那几年，她有时也会跑到经济组跟大家交流，跟一些经济学家很熟悉。她记得，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提出，经济组应该多吸收一些企业家，以便从不同角度思考经济问题。

    但杨敏德并不确定自己的界别调整是否与这个建议有关。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朱永新对记者说，委员如要调整界别，原则上是本人提出申请，政协常委会研究决定。调整幅度一般很小，不可能每个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更换。他说，想更换界别的人不少，但获准率很低，变动往往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本报北京3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