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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3月11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香港团怎样开会

本报记者 林衍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3月11日   T04 版)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由36位人大代表组成的香港团并不太引人注目。与其他代表团驻地不同,他们的驻地北京饭店门口没有武警驻守,进门时也无需亮出两会证件。除代表们所住楼层,其他楼层都正常营业,可随便出入。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媒体开放日活动时,相比于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的热门代表团,香港团显得十分冷清,等候者往往都是用粤语交流的港媒记者。

    可在“冷遇”背后,一些香港代表付出了极大的履职热情,尽管这一切鲜为人知。

    代表要在限定的时间发言,超时会有按铃提示

    3月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香港厅,议程是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各位传媒朋友们,你们好。我首先讲一下,我的普通话实在太普通了,如果你们不明白的话,我可以下来回应你们。我今天不是有很多意见要发表,但是有很多问题。如果可以,请在场的官员可以给我回复。”香港立法会议员、企业家田北辰开门见山地说。

    大会并没有规定香港代表要使用普通话发言,但会议过程里没有一位香港代表讲粤语。曾有人发现,一些代表会在材料中加拼音注解。

    “民生保障这方面,每千人拥有病床张数,去年增长了7.3%,今年要增长5%左右,这比我们的经济增长要低,这是不是跟人民的期望相比有点落差呢?还有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方面,明年的预算是今年的102%,但是里面的人大事务、政协事务的预算是今年的110%,比整个一般公共服务的开支多了这么多,这是不是真的需要呢?”田北辰不断翻页,并尽量将语速加快。发言进行到一半多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下副团长卢瑞安,“我还有多长时间?”

    卢瑞安是负责控制发言时间的。当发言进行到9分钟时,他会按铃作为提示,10分钟准时结束。而在此前几年,他的提醒方式往往是用笔敲击茶杯。 

    “这一次,我们的一位代表买了一个铃送给团长。”香港廉政公署前专员罗范淑芬代表透露。

    她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香港,官员和议员要在限定的时间里对话,从一开始就有电子屏幕打出倒计时,“说话不能超时,不然别人会没有时间来回应你”。

    如她所说,在3月7日的讨论中,田北辰的发言还没结束,铃声就已经响起。

    “那我就分享到这里。”田北辰立即合上手中的材料。

    直到会后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才继续自己的话题,“公共安全支出这一项今年一共增长了5%,7000多亿,很多钱,但是这其中在法院方面的支出只增长了3%,这方面是不是要加大力度呢?”

    田北辰说,在香港审预算要持续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预算整体上加三还是加四我不管,因为这个要看我们的能力。但为什么整体上加三,却有些东西加十,有些东西减一,这个是我关心的,因为这个关乎它的重点放在哪里。”  

    在连续两年的媒体开放日中,记者还观察到,香港团代表议事时很少有“跑题”的现象出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对记者说:“如果今天要求谈两高报告,那我们就谈两高报告。如果今天要求审议预算报告,那我们就只审议预算报告。这样大家就比较规范化,如果你谈预算报告的时候又回去谈政府工作报告,那就很难处理了。”

    做人大代表,除了开会是不是还应该做点事

    在两会上,香港团第一次全体出镜是在6年前,那是香港团的全体会议首次对中外媒体开放。

    罗范淑芬记得,当时一位副秘书长对他们几个新当选的人大代表说,提意见“不要穿靴戴帽,要开门见山,不管人家听不听都要说”。  

    “我们当时就想,做人大代表,除了开会是不是还应该做点事。”罗范淑芬回忆。

    后来,香港代表团形成了每两个月一次的例会制度。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在双数月举行,香港代表团的例会便选择在单数月举行。会前,范徐丽泰要把“人大常委会在讨论什么事情”用邮件的方式传给代表们,还需要在例会那天带上纸质版本,供大家讨论。

    “你自己写这些材料吗?”记者问范徐丽泰。

    “当然自己写,不然谁给我写?”她瞪大了眼睛。

    范徐丽泰在香港有一间办公室,配备助理、秘书,专门来处理人大相关事务。由于做人大代表没有任何薪酬,这些办公成本也要由她自己承担,“做了这个工作,你就有责任去为需要的人士服务,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没有选择的。”

    每次例会召开前,总有代表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情况。如果不涉及保密,范徐丽泰会将有关文件影印后交给对方。她说,例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代表们尽量地了解我们在立法及监督政府方面做了什么”。

    每5年,香港代表都要自发选出一位团长、两位副团长,负责主持会议、联络媒体、调研以及行政工作。对应人大常委会的9个专门委员会,香港团自发分成了法治、经济、教科文卫3个小组。

    去年两会结束后,罗范淑芬所在的法治小组曾经与许多地方政府联络,希望能够以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贪经验推动内地反腐工作。“还在等待批准啦,我们希望可以做些事。”罗范淑芬说。

    我是来开会的,我想晚上花更多时间准备议案和发言

    每年的两会只有十几天,香港代表往往不满足于闭门开会。有香港代表联名向人大秘书处提出要求,“希望能够指定一些官员来列席并答复疑问”。

    秘书处的答复是,官员们都在各个代表团或者政协开会,时间安排很紧张,只有开会前一天才能知道谁来,且无法保障代表们指定的官员一定会出席。

    “我们是有这样的要求的,很希望他能回答我们一些问题。不一定能够如愿,但是我们会继续要求的。”当了16年全国人大代表的范徐丽泰支持团员们的做法。

    “要是对内地的情况不多了解,那用广东话讲,我们的讨论就是‘糖水滚糖鱼’。”罗范淑芬解释,“我在香港长大,在香港受教育,对国家的理解都是通过书本,通过传媒。如果不给我们机会更好地了解情况,我只是说‘很重要,要加快’,这些是空话嘛。”

    在公开对话还没有制度化的情况下,私下交流是香港代表们通常采用的方式。他们往往会通过大会秘书处或者港澳办来约见有关部门。

    去年,关心环保问题的罗范淑芬希望约见国家能源局局长。她在媒体开放日上向列席的发改委官员要来了外事局的电话,又从外事局要来了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的电话,结果,电话打到国际合作司,对方回复她,“找驻京办。”

    “驻京办不管人大的事情啊。”罗范淑芬只能将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一条条列好传真到能源局。过了几天,终于有一位副司长出面和她交流了这个问题。

    范徐丽泰说,以前两会时总要出席一些地方领导举办的宴席,而吃一次饭起码要用掉3个小时,“有一回整个大堂里摆了30多桌,后来我就不敢去喽”。

    “现在明显感觉到这些活动少了。”范徐丽泰说,以前来北京饭店,工作人员都会安排欢迎宴以及联欢会,今年则变成了切蛋糕。“这样很好。我是来开会的,我想晚上花更多时间准备议案和发言。”

    3月6日,香港团的女代表们收到邀请,参加一个与妇女节相关的活动。“但是当天要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还有很多代表想讲话。所以就只能抱歉啦,我们一个都没有去。”范徐丽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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