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奉贤区发改委来了一辆“坦克车”

    邵楠的出现，就像是拥挤的城市街道上来了一辆坦克车，在上海市奉贤区发改委办公室里引起了强震。一些干了一年、两年就停滞不前的“脏活儿、累活儿、得罪人又不出成绩的活儿”，在他有些“犯二”的强势推动下，竟然干成了。

    “你们有没有时间观念？明明说好11点见面，为什么10点就让我去那里等着领导？难道领导会因为你早到1小时，就给你把事儿办了？”接受记者采访这天，邵楠正准备和奉贤区发改委的同事一块儿到上海市政府汇报工作，同事们到早了，让他赶紧一起去等领导，被他拒绝了，“没道理的事儿，我不干”。

    邵楠是一名投资人，他开办的投资公司专投现代服务业和移动互联网产业。去年，他成为上海市委统战部试点的“新社会阶层代表政府挂职”项目中的一颗“棋子”，到核心部门——奉贤区发改委担任副主任一职，为期一年。

    据了解，第一批试点全部在奉贤区推进，幸运的“棋子”全上海才3颗。除邵楠外，还有律所主任厉明和咨询公司总裁助理陆雷，后两者分别走上奉贤区司法局和科委的行政副职岗位。

    邵楠的特殊性在于，他原是深圳的一名公务员，后来下海经商从事广告行业，再后来到鹏华、银河、高盛等投资公司从销售干起，如今又“打进”发改委。发改委的同事们形容他，“就像一辆坦克车一样，要干一件事，啥都不怕。

    发改委来了一辆“坦克车”

    挂职半年，邵楠真正以奉贤区发改委副主任的身份得到一个自己全权分管的部门，却是在两个月前。

    上任之前，上海市委组织部领导专门给3个新阶层代表订了“规矩”——不拿工资、不从事与本人主业相关的业务，任实职、干实事、不走过场，每周至少到单位工作3天。因为奉贤区距离上海市区往返近100公里，邵楠每月能拿到2500元的车补。

    据悉，此前上海市委组织部也曾与另一个距离市中心较近的区联系挂职事宜，对方领导只同意给出本区工业园区主任助理的岗位，因此没能谈成。而奉贤区因区委书记年纪轻、新上任，思想相对更开放些，因此同意了市委组织部的条件。

    但在奉贤区发改委，因为专业性要求高、工作极为重要，邵楠虽然是副主任，一开始却只能协助另一名副主任“协管”金融和产业。前不久，这名副主任离任，邵楠迎来“正式分管”的机会，他主抓金融办。

    而这个负责奉贤区所有银行、保险、担保、融资租赁、小额贷款业务以及6家上市企业事宜的重要部门，却只有两名工作人员。这个部门，两年前开始筹划建立奉贤区金融业联合会，一年多前着手筹建奉贤区上市公司联合会，却迟迟未见建成。

    邵楠分管两个月，两个联合会都建成了。一些在体制内干部看来难以协调的事儿，到了他这里，根本不是问题。

    比如金融业联合会，之前迟迟成立不了因为人事问题“摆不平”，被“谁做会长、谁做秘书长”之类的事儿耽搁了；到了上市公司联合会那里，难题则成了“领导出不出席”成立大会。

    刚一分管，邵楠就把金融业联合会的企业家们聚集起来，用“单独聊、私下聊、公开聊、开会聊”的方式，把关系协调好了。而在“领导出不出席”的问题上，邵楠的原则令公务员们耳目一新，“我就把成立大会定在这一天，邀请函发给领导，他有空就来，没空不来也没关系”。

    邵楠的想法是，一个真正有大智慧的领导，不会因为你将就他的时间就赞赏你所做的事儿，也不会因为你没将就他的时间，而把一个明明没能力的人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

    实际结果是，这两件拖了很长时间没办成的事儿，最终都有了一个结果。领导也来了，协会也成立了，奉贤金融业的小伙伴们也都开心、满意了。

    一家担保公司，跟发改委有半毛钱关系？

    在发改委，最奇怪、也是最难办的事儿，就是把“奉贤区担保中心”这个隶属发改委的事业单位改制成一家企业。

    刚到奉贤那会儿，发改委领导找邵楠谈心，这个性格豪爽的东北人曾积极表态，“您有什么脏活儿、累活儿、得罪人又不出成绩没人爱干的活儿就交给我来弄”。他心里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那种“高大上”的活儿自己铁定干不了，“反正我是体制外的，就干些实事得了”。

    然而，真当一块“硬骨头”扔过来时，邵楠发现，这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没准还真会“磕着牙”。“说要改企业，你猜他们怎么着，集体辞职啊！”如果不是在发改委锻炼，打死邵楠他也想象不到，居然有人会宁可拒绝高薪，也要死活赖在事业编里。

    奉贤区担保中心原本是一家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有8个事业编。改制后，该中心将转由区国资和市科委科技创新基金共同持股，成为一家国资企业，公司老总的年薪将从10余万元翻番至数十万元。

    但临到改制的当口，原本定好的老总卢文（化名）竟然说不干了。

    “为什么不干？”邵楠问。

    “因为其他人都辞职不干了。没有他们，我怎么干？”卢文答道。

    “反正变成企业了，你可以向社会招人啊。”在企业里摸爬滚打十余年的邵楠，从来不相信会有“有钱招不来人”的事儿，员工辞职在他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

    “招人？怎么招？”卢文从没招过人，也不懂怎么招。

    “你贴招聘启事啊。”接下来的对话，开始进入到令邵楠哭笑不得的状态。

    “招聘启事怎么写”、“招聘启事往哪里贴”、“要是没人来应聘怎么办”、“报名的人多了，怎么选人”，这要是在自己公司，邵楠铁定是要“开骂”了，但作为发改委副主任，他耐心地做起了“人力资源经理”的活儿，从写招聘启事，到联系媒体刊登，再到笔试、面试考题的设计，他全程包办。

    招聘考试当天，在前来应聘的人群中，邵楠见到了先前辞职的两名同事，“对不起，你们只能和其他人一起参加考试了”。令卢文惊讶的是，辞了8个人，竟然有50个人来应聘6个岗位。

    “公司”正式成立那天，邵楠和新员工、老员工一一促膝长谈。与老员工谈话时，他指着坐在身边的一把手卢文说，“你们现在是公司员工，不能老是小卢、小卢地叫他，他是老总，你们得称呼他卢总，他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以后谁要是不听话，他要开除你，我一定会支持他”。

    那次之后，邵楠再也没有去过“公司”，“总理说，政府要放开那只到处乱摸的手，我认为很对。它现在是一家担保公司，跟发改委有半毛钱关系？为什么我要管着它？它只要对它的出资方负责就行，没事我发改委去管它干吗？”

    拒绝领导，没那么难

    财大气粗的邵楠在各种场合有各种称呼，有叫他“邵总”的，有叫他“邵主任”的，还有叫他“邵老师”的。在上海市青联，青联工作人员一般称呼他“邵老师”，他也最喜欢这个称呼，“有种不受羁绊的感觉”。

    这种对“不受羁绊”的偏爱，使得他在发改委副主任一职上，成为一朵公认的“奇葩”。体制内公务员们巴结都来不及的领导，到了他这里，常常会遭遇“被拒”的尴尬，“领导批条子，有道理的我办；没道理的事情，我不办”。

    担保公司对外公开招聘期间，是邵楠压力最大的一段日子。那阵子，与他关系不错的奉贤当地人找过他，与他相熟的领导找过到，更大一些的、他平时都没机会见的领导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各种人“暗示”他，某某年轻人不错，可以考虑委以重任。

    一名在外资银行工作的年轻人曾来递交过简历，他是某个领导“推荐”来的。尽管素质还行，但他却仗着有领导“推荐”，点名要位子。“他一定要做总经理的位子。这怎么可能，他又没什么管理经验，20多岁，怎么可能让他做总经理？”邵楠不假思索，一口回绝了这种非分的要求。

    面对各种“打招呼”，邵楠的回应是——“不管是谁，一律参加统一考试”。一些没有“背景”，却经验丰富的选手成为这个国资担保公司的首选。最典型的是，广西有色公司的财务总监因为要回上海带孩子，来担保公司应聘并被留了下来，“他是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实战经验丰富，必须留下”。

    尽管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得罪一些领导，但邵楠说自己不怕，“我也没见哪个领导因为这事儿，就故意给我使绊子；也没有谁因为这件事儿，打电话来批评我做得不对”。

    事实上，邵楠“就事论事，不搞旁门左道”的脾性，在刚刚接手“担保中心”的时候就已经显现。那时，与大多数事业单位总会“养”几个闲人一样，在只有8个编制的担保中心，就养了一个闲人，谁都不敢动。

    “是一名女同事，她爱人算是一个领导，但她从来不来单位上班，我们还要给她发工资。”邵楠说，曾经也有人动过开除这名女士的脑筋，但最终碍于她爱人的面子，没好意思动手。 

    邵楠不一样，担保中心转制后，他拉下脸来，直接开除了这名女士，“我完全是按企业规矩办事，企业有规定，长久不来上班的算旷工，可以直接开除”。

    这样得罪人的事儿，邵楠说，大多数体制内干部不敢干，“也就是在上海，才敢把我们这样的社会人士弄进行政机关‘试点’。他们是在挑战自己的底线。”

    公务员“该下海时当下海”

    自称“社会人士”的邵楠，其实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曲折经历。他原本是一名公务员。

    1997年的一天，深圳市动植物检验检疫局的一个小科长在办公室走廊里，望着即将退休的老处长的背影，打了一个寒颤，“这难道就是我的未来吗？我退休时，也会是这个样子吗？这辈子难道就当一处长，就算过完了？”

    那时的邵楠，月薪5000元，在深圳已经拥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目前来看，这个“危机意识”颇浓的小科长保养得还不错，身板、造型较实际年龄年轻不少。

    当天晚上，小科长从笔记本上随手撕下巴掌大的一张纸，草草写了一份辞职报告。第二天，就交了报告，打包走人。邵楠至今仍记得打包走人那天，动检局门前的那座天桥，“我站在天桥上，看着下面车水马龙的状况，心里特没底”。与大多数公务员下海前先找好下家不同，“冲动的”邵楠那时还没想好辞职干什么，“兜里揣着15000元钱，想着做什么买卖不要本钱？”

    做广告代理吧，不要本钱。他在朋友公司里借了一张办公桌，开始创业。两年后，他真正尝到了做销售的滋味儿。为了接到一笔能挣4000元的单子，他被客户指着鼻子骂了好几回，回回他都认怂，“心想，看在钱的份儿上，就被他骂吧”。

    15年后，坐在上海五星级酒店38层的观光大堂里，他推了推鼻梁上架着的、时下最新潮的框架眼镜，为自己当年辞职下海的“壮举”感到庆幸不已，“你等着看吧，接下来肯定会有一大拨公务员下海。但我要告诉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会做销售，销售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没有之一。”

    广告业务上，邵楠在1999年左右，挣了500万元，并全部投入股市。在证券公司的大户室里，他被证券公司的基金经理“看中了”，“他们要成立新的基金公司，大家都不太懂，就邀我一起搞”。

    几个月后，这个“家底殷实”的老板再次“下海”。他把3.0排量的皇冠轿车停在车库，每天坐公交车上班。他成了鹏华基金公司的一名销售，“从‘高富帅’，一下子变成了‘屌丝’”。

    此后，他辗转于各大基金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之间。直到2004年年底，高盛来到中国。

    “我一定要进这家公司，我要看看全世界最好的投行究竟是怎么做的。”那时的邵楠，已经是银河证券的一名高管，吃饭有小食堂、进出有人伺候。但这种安逸的、被养着的日子他似乎并不喜欢。

    他找了一对一的私教英语老师，学了一年半英语后，他通过高盛共计20轮的考试后入职。岗位是“First Year Associate”，就是个助理。此后，他快速成长为高盛当时最年轻的负责客户关系的Banker（银行经理）。

    后来，他又离开高盛，自己创业做起了天使基金。他举家从北京搬到上海只花了一周时间,因为他觉得,“又到了一个时间关口了，看准时间节点，该下海时当下海”。

    本报上海3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