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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发生第二天，尹璞就赶去死难者家属家里，充当“一根精神上的稻草”。“非典”期间，他排着长队退掉了回美国的机票，辗转于十几位医护人员的家属之间，为他们义务提供心理支持。
汶川地震的时候，他特意错开各路救援蜂拥而至的高峰；韩亚航空空难的时候，他在各方做出反应之前到达了亲历者身边。
这一次，马航MH370失联的消息刚一传出，这位心理学家就坐不住了。当他赶到丽都酒店的时候，甚至很多乘客家属还没有抵达。
在丽都接触的第一位乘客家属，是一位与独生子失去联系的母亲，尹璞默默地坐在旁边，最后，他握住了对方的手，陪她一块儿哭出了声。
在外人看来，他做的事情似乎与“救援”的紧张感相去甚远，大多数时间里，他只是默默地陪在这些人身边，他强调这种陪伴就是“心理救援”，而不是“心理辅助”。
他想通过最小的干预，让这些人找到情绪的出口。在他看来，能够帮助他们的“钥匙”就在他们自己的身上。
前3天里，人们获取到的信息太少，空气中充满了焦躁的气味。家属们的房间乱糟糟的，烟灰缸里满满都是烟灰。
与不停哭泣的女人相比，男人们显得很坚强，他们不哭，只是更加凶猛地抽烟。对心理学家来说，这样的“坚强”可能隐藏更大的危险，尹璞干脆跟几个男人来了一场“男人之间的对话”：“咱们在一起的时候谁都别装样，你怕让女人看到你哭，她睡的时候咱们可以哭。”
话音刚落，七八个大男人齐刷刷地开始流眼泪。
守候在这里的人们听到的最多一句话就是“我理解你”，每一条短信，每一通电话都不乏相同的字眼。
尹璞却更倾向于坦诚地告诉对方：“我不能完全理解你，但是我会试着尽量去理解你现在经历的一些东西。”
往往当他这样做了以后，客气的笑容会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充满忧愁，不安甚至绝望的面孔。
“一个人经历了几乎没有其他人经历过的东西的时候，他是全地球上最孤独的人。”尹璞有意加重了“孤独”二字。
每次到丽都帮忙之前，尹璞都会特意换上一条浅色的裤子，在皮夹克里面穿件颜色朴素的衬衫，他说，这是心理工作者的专业素养，“浅色显得温暖亲切”，面对不同背景的乘客家属，“亲切又不失正式”，是着装的基本准则。
他努力地做好每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仍旧有种深深的无力感。
因为迟迟得不到飞机的确切消息，铺天盖地的各种消息不断地传出，又不断地被否认。这里的人们在情绪的天平上左右倾斜，摇摇欲坠。
“情绪恢复需要一个起点，哪怕这个起点处在最糟糕最低落的位置，但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点，我们能做的只有陪着他们熬，让他们熬过去时稍微顺利些。”他感到焦虑。
陪着这些家庭“熬”的这些日子，家属们对他打开了话匣子，讲起曾经的轶事，讲起他们一起经历荣耀，一起在人前出糗，说着说着，笑中有泪。尹璞静静地听着，他陪他们一起笑，一起哭，从那些故事里寻找将来可能有用的“钥匙”。
这把“钥匙”可能是某种爱好，可能是某种信仰，甚至某个人、某本书。
这样的“钥匙”，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寻找。“非典”的时候他陪伴过一个中学生，他在这场疫情中失去了父母，却因此被树立成自强的典型。少年开始多数时间会当着尹璞的面控诉，后来逐渐会聊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他告诉心理学家自己喜欢篮球，尹璞就多跟他聊有关篮球的内容，还送了他一套湖人队的队服。
这些事物不会让人“恢复”，却可以给人慰藉。
9·11的时候，尹璞身在洛杉矶，他充当了5个家庭的心理救援志愿者，每次离开之前，他都会嘱咐对方：如果有问题，请随时给我电话。后来有人告诉他，“你不知道就这么一句话带给我们多大的安慰。”
这次的陪伴有些特殊，时间一天天过去，有用的信息依旧少得可怜。这幢位于北京四环外的四星级酒店，笼罩在一种压抑的气氛里，家属区所在的多功能厅弥漫着出浓浓的烟味，进出的人们或低着头，或把衣服上的帽子扣上，默默地来，默默地走。
甚至有人把这里当做发泄的场所。曾有人愤怒地扯下衣服，赤膊指着马航的工作人员大声嘶吼着：“我再也不想听你们扯淡，你就告诉飞机在哪儿！”
为了不让帮助对象受到负面情绪的感染，他把陪伴的地点选在了室外。他陪他们在停满了警车的院子里散步，或者到露天的咖啡馆坐坐，对方想说话的时候，他就倾听；对方哭泣的时候，他就绅士地递上纸巾。
长时间呆在室外冻得他的膝盖旧病复发，他现在不得不像一位老人那样拄着拐杖前行。“半年以前，别人称呼我‘尹老师’，现在直接称我‘尹老’。”这个刚50岁出头的男人眯起眼睛笑着说。
他有一个习惯，走到哪儿都会随身带着一张古典音乐的CD。他喜爱古典音乐和歌剧，微信头像都是他拿着希腊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碟片的照片。但此时，音乐对他而言更大意义上是一种平复心境的工具。
每天晚上回家前，他会一个人，在夜色下寂寥的街道上走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整个人都静下来，完全跳脱出白天的那些负面情绪之后才回到家里。
这个心理学家曾一直坚持跑步锻炼，“跑半程马拉松没有问题”，但现在他的状态是，“每天晚上倒在床上的感觉不是睡觉，是昏迷”。
他6岁的小女儿从来不知道爸爸的职业是什么，但只要爸爸出差，她就知道：“我爸爸又去帮助别人了。”
那时正值韩亚航空空难发生，几个死难者的家属曾经一度不愿与外界任何人交流。为了让对方敞开心扉，他硬着头皮陪对方喝酒喝到昏迷，陪对方恸哭直到吐血。
“我知道把自己代入到对方的情绪中在专业上是应该避免的，但机会只有一次，我必须跟他们建立信任，才能帮到他们。”尹璞一字一顿地说。
那段时间他的压力太大，他曾在夜里12点半在打给朋友孙羽中的电话里嚎啕大哭。“你能想象么，深夜里，两个大男人守在电话两端，一个嚎啕着，夹着断断续续地倾诉；另一个捧着电话，默默地流泪。”
回想当时的孤独，他没有做更多的评价，但却对一件事情忿忿不平：人们对韩亚空难的幸存者所遭受的创伤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但事实上，那些伤害将会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继续追随。有的孩子变得健忘，有的害怕听到响声，甚至有人在做关于自由落体的物理题目时都会泪流满面。
“没有经历过灾难的人不会体会当事人的感受。”尹璞说，“我一定要帮助他们！”
从第一次参与突发事故的心理救援开始，尹璞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方的抗拒，这是很多同行业者难以想象的。常常有同行和学生问他：“你有哪些技巧？”
他只回答一句：“你是为了治病，我是为了帮助一个人。”
他曾用英文告诉前来采访的BBC（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这是一个人性悲剧，不完全是飞行事故、政治事故。所以一定要用人性的关怀去帮助解决。”
比起专业技巧，“悲天悯人的情怀高于一切”，这些天下来，尹璞看得到台湾慈济慈善基金的志愿者们的工作状态，他感到非常敬重。“即使他们不都有专业的心理学背景，但他们所能提供的，恰恰是人们此刻最需要的东西——陪伴。”
“心理学的工作原理，一部分是技巧，一部分是用心。慈济的志愿者们是带着心来的。”尹璞话语中带着敬佩的语气。
孙羽中说：“尹老师是我见过的，从海外回来的心理师当中，最有责任感的人。我敬佩他在这样的年龄还保持理想主义的气质。”
在美国待了22年，“心理学一溜儿读上去”，尹璞身上的确散发着某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他抽雪茄喝威士忌喜欢古典音乐，在丽都酒店充斥着各路媒体和工作人员的人群中也能一眼认出他：手里拿着英文报纸，脖子上围着红白色块相间的围巾，颇具西洋味道。
跟他打过交道的记者觉得他“酷酷的”，被他帮助过的家属却觉得他十分温暖。一位第一次见面没跟他讲过几句话的女性家属，在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紧紧拉着他的手说：“感谢你又来了！我想跟你聊聊！”
就在马来西亚总理发布声明，表示事件性质可能发生变化的第二天，丽都酒店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希望与绝望博弈的天平上，更多的砝码被放在了希望一端。
“很多家属情绪激动，‘劫机’的揣测让他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尹璞担忧地说，“但事情尚未有定论，这样的‘乐观’对他们而言却未必是好事。”
他被七嘴八舌热烈讨论的家属们围在房间里，听他们讲打网上看见的各种分析，有人问他怎么看，他却只是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
“我不能立即泼他们的冷水，他们被悬在中间太久，必然会偏向不同的两极”，他现在所能做的是记录每个人的心理状态，确保它们在一个正常的维度里。
这些日子里，他看到过太多撕心裂肺的瞬间，却独独对一个场景久久不能释怀：
就在家属们围着他热烈讨论希望的时候，一只喜鹊落在了窗台上。人们瞬间静了下来，几秒钟后，这些中年人们爆发出孩子般的欢呼雀跃：“这就是预兆，他们一定没事！”
尹璞嘴角牵动了一下，最终还是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本报记者 张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