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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社科院测算，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社科院称进入城镇的个人每年平均需支付1.8万元生活成本，还需一次性支付10万元左右的购房成本。假设公共成本是由政府来出钱，每年解决2500万人的城镇化，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约6500亿元。（《21世纪经济报道》3月18日）
中国的城镇化，不是房子的城镇化、而应该是人的城镇化。有人将之概括为“农民进城，资本下乡”。进城自然就要成本，就像不少农民说的，城里“除了空气免费，其他都得花钱”。各地早有自己的算盘，譬如“山东农民进城人均公共成本18万，住房成本占比重最高”等。此前有人说，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以此来测算公共成本，恐怕真的会非常吓人。
农民进城，自然要分蛋糕，自然有人不大乐意，因为公共资源总是个定量，譬如医疗、教育等优质资源，僧多粥少。“这就像坐电梯，上了电梯的人不愿意电梯多停楼层，也不愿电梯再进人。”于是，农民进城成本就成了一张醒目的牌，藉此提醒地方部门要“悠着点”、“慢着点”。
“农民进城成本”真那么可怕吗？事实显然并非如此。2013年8月，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曾断言，“农民工进城的成本，财政投入并不大。”以重庆户改的经验为例，每个农民工进城成本在10万元到12万元。其中，1/3属于政府要拿的钱，2/3属于社保。社保里头，其中有1/2是企业要出的，1/2是农民自己要拿的。上述支出还不是当年支出，所有这些成本都要分十年，等于平均每年一个农民工的进城成本是一万元，而这个一万元还有70%是由企业、农民承担，剩余的三千多才是由中央、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
凡事谈成本，自然不能不说收益。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升至53.73%，比上年提高1.16个百分点。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城市化率都在75%以上。这起码说明，中国城镇化还有很大空间。据权威测算，2001年到2011年10年期间，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1.8个百分点。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替代出口10万亿元，未来5年，如果城镇化进展顺利，我国居民消费规模会从不到20万亿元提升到30万亿元，投资的需求规模或达40万亿元。这对于转型中国的宏观经济来说，是扎扎实实的内需。
成本当然是支出、是负担，但推动中国农民进城、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命题。让农民带着钱进城，让城市福利均衡化、公平化，“农民进城成本”就不至于成为横亘在历史大势与公民权益面前的一块顽石。
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