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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3月24日 星期一
中青在线

学者看法

何为人民满意的教育?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刘云杉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3月24日   02 版)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既是政府对人民的承诺,也是政府治理教育的宗旨。

    何为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对教育的期待是“有学上,有好学上”,在解决“上学难”之后,难点在于“上好学”。如何理解“好”?有两个要点,一是好的学习过程,二是好的教育产出。既学得愉快,又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这样的期待对应着教育的两个基本功能:培育功能与筛选功能,即育人与择人。传统上,育人与择人里外一体,互为因果,育人集中在学校场域内部,择人聚焦于学校与社会的互动环节——入口与出端。育人指因材施教,教育促进人的身心发展,使其获得相应的动机与态度,知识与技能。在现代社会,教育符号也即文凭与学历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货币,手持符号资本,可进入相应职业群体、身份团体与社会位置,譬如,凭借医学博士文凭,可成为医生。此为教育的筛选功能,亦被喻为人才的分类编码场,如同公共汽车总站,目的地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路线、乘坐不同的车辆,到达不同的地方。筛选表现为不同学校的培养目标与人才定位,围绕筛选,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由此建立,各安其位,各尽其责——整个教育系统功能运作正常且高效,人民由此而满意。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在人民的教育期待中,筛选功能捆绑、扭曲了培育功能;为抚慰日渐焦虑的民意,教育行政部门又以育人或回避、或延迟筛选。客观地说,在人民的教育期待面前,教育行政权力并不自以为是,也非故步自封,而表现出谦和真诚、从善如流,该出手时也能重典治乱,干预有力。人民对教育更满意了吗?

    人民的教育意愿常是矛盾的。一方面,家长和教育者们几乎都是天然的人本主义者,关爱孩子,尊重儿童,应试教育下的学业负担过重曾被广为诟病,因应民心,“减负”成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重点,小学生书包的重与轻、家庭作业时间的长与短、体育活动的多与少,成为评价一所学校好坏的显性指标。然而,学校减负了,校外培训机构笑了,因为他们的市场大了,生意多了。此“减”彼“增”意味着教育的育人与择人两大功能有了离奇的分离:过去,学校既培育亦筛选,只要在学校里学得好,就能考上好学校。然而在今天,筛选形式上由学校来完成,筛选的实质内容已由校外教育机构去培训。精英学校的学额是有限且高竞争的,于是,竞争移步于校园之外,在课余、在周末,在一个个培训班、补习班的辗转中,在奥数、英语、书法、钢琴、黑管等各种考或不考的技艺与特长的培训中。

    温情的人本主义者此刻已成为急躁的功利主义者,家长们不心疼孩子吗?不懂拔苗助长的道理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既是培训机构蛊惑人心的广告词,也是家长们彼此绑架、推高投入的心魔。症结在哪呢?症结在“择校”,在于将“上好学”等同于“上名校”,症结的更深处在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新近,教育部推行“小升初新政”,旨在破解择校难题,促进教育公平。如果能按预期实施,人民会对教育更满意吗?

    新政后逻辑是“限制”择校,以校际之间均衡发展来回避筛选。然而,教育的筛选功能可以回避吗?筛选不仅发生在教育系统内部的不同层级的学校之间,如中考与高考环节,筛选的核心在于社会结构所赋予教育符号资本的价值。“减负”导致筛选功能溢出学校教育,“均衡”意在教育系统内部推迟筛选,试图将教育从考试中解放出来,为育人拓展空间,即强化培育功能,弱化筛选功能。在这样的民意期待与行政干预后,适应此种教育系统的社会应是一个扁平且充满弹性的结构,纵向分层不大、横向分类繁多,不同的职业群体社会地位差异不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专长,灵活选择。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快乐的修鞋匠并不比政府官员缺少吸引力。

    这是一个乌托邦吧?距离我们有多远?看看我们置身的社会,纵向分层主导、精英人数稀少,社会层级分明,教育的筛选功能可能弱化吗?借助教育通道,参与竞争,或者提升社会地位,或者防御代际之间地位下滑,是当下中国人与中国家庭可以选择的唯一路径。这是人民对教育的真实期待。在这样的民意下,教育已经不再是教育,教育是稀缺资源分配的代理机制。

    民意一方面角逐稀缺、昂贵且交换价值高的教育符号——这必然是高筛选的产物;另一方面民意又力避教育排斥——教育筛选,教育公平就成为内涵复杂的诉求。教育的行政权力听懂了这复杂诉求的第一层含义,以“减负”来回避筛选,以“均衡”来延迟筛选。然而,没有了择人,育人能更好吗?回避筛选的教育,会是人民真正期待的教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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