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鲁昕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教育部将做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据统计,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共1200所左右。鲁昕表示,这就意味着有50%的学校要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我们最近已经成立了联盟,已有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教育部的转型改革。”鲁昕说。(新京报3月23日)
有关调查显示,地方本科院校,尤其是新增本科,包括独立院校、民办院校,是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最难的群体。把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高职,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满足用人单位对高素质技术人才需求出发,有现实合理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不应该由政府来为学校定位,而应该在政府宏观管理之下,让学校自主办学、形成自身的办学定位与特色。表面上看,本科院校转高职,高素质技术人才培养增多,以前上不上、下不下悬在空中的二本、三本院校学生选择职教这条路,会实现教育与社会需求的接轨。但还必须深入思考,学生会主动选择职业教育吗?职业院校真能培养出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吗?职业人才能对传统行业带去新观念、新技术推进产业变革吗?
这就需要进一步解决职业教育的地位、职业院校的办学特色,以及“蓝领”技术工作对人才的吸引力等一系列问题。
从高等教育的定位看,我国目前诸多二本、三本院校,本就应该实行职业教育,培养应用技术人才。可是,这些院校在办学时,与一本院校一样,也在走“高大全”之路,都想办成研究型、综合性大学。二本追逐学科齐全、申报硕士点;三本追求考研率,把学校办为“考研基地”。一些刚升为本科的院校,也极不安分。如此办学,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吗?能不制造办学与社会需求的脱节?这些学校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可想而之的。之所以如此,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职业教育地位低。在我国,高职还被作为一个层次,而不是一个类型,在办学者和社会舆论看来,大学比学院好、学院比学校好,近年来一些高校就热衷升本、改名。而在国外,高等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类型,与普通高等教育没有高低之分。近年来,我国也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一个类型不是一层次的概念,也在对高职教育进行调整,包括大力发展技术本科教育、专业硕士教育,但总体而言,职业教育低于普通教育的现实并没有改变,一些升为本科的院校总觉得举办职业教育层次太低,不够“高大上”。
二是教育有“学历导向”,社会是“学历社会”。不少地方本科院校其实就是追逐学历的产物,地方政府要升本率,学生和家长也要本科学历满足面子,很多学校只能回报给学生一纸文凭,而没有货真价实的教育,这就让教育与就业出现恶性循环——人才培养质量低,无法推进传统产业、行业发展,就业岗位集中在低端。
三是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无法形成明确的定位,办出个性和特色,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结构和社会需求的脱节。
目前的高职教育,虽然就业率并不低,可招生十分困难,面临严重的生源危机。这种情况下扩大高职招生,非行政计划推进根本不可达到,但如此一来,很可能上演中职教育的悲剧。全国各地的中职教育规模,就是在行政计划之下做大的,可由于职业教育地位低,职业学校没有办出特色,甚至出现空心化的问题,中职培养的学生并没有为传统职业带去新技术。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改变行政计划思路。
现在,政府部门在推动本院校转高职,虽然在具体工作中,也注意发挥学校的积极性,要学校报名参加转型改革,但必须注意,只有政府、学校各司其职才能顺利推进。政府可以出台政策,加以引导,把办学自主权真正交给学校,才能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如果学校有办学自主权,地方本科院校其实应该明白,出路就在以培养应用技术人才作为办学定位,以就业为导向开展教育。这不必由政府部门来安排、布置。
其次,不改变“学历导向”,职业教育的出路很窄。鲁昕副部长提到,高考将分为技能型人才高考和学术型人才高考两类,有舆论认为这可为职业教育开创新局面,客观而言,技能型高考,可以为中职学生进本科院校创造机会,但职业教育的出路在于货真价实。
要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打破学历导向。最重要的一点,是取消高考录取的批次,实行各类教育、学校自主招生。只要一本、二本、传统的高职层次保留,职业教育就会被贴上低层次的标签。另外,必须取消教育领域、就业领域一系列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政策,真正为职业教育营造平等的发展环境。政府所要做的工作,就在于此,而不是直接介入学校的办学。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