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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3月26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冰点特稿第916期
修堰 修德 修史

郑泽堰传奇

本报记者 王晶晶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3月26日   12 版)

    郑献徵

    当年郑泽堰建设工地

    整修前破败的高家桥

    1938年建造中的高家桥

    很难说清郑泽堰到底是默默无闻还是声名遐迩。

    在电脑上将卫星地图的放大键一口气拖到尽头,才能勉强找到它的痕迹:四川绵阳境内一道浅浅的细线,没有任何标注。

    这条岸边长着芦苇、水里飘着菜叶和白色垃圾的人工渠道,当地的历史古迹介绍中没有它的任何信息。可关于堰渠的传说,住在附近的老人随便就能跟你“摆”出一段:清朝末年,为了筹款修堰,慈禧太后曾脱下了手上的金镯子;民国时期,县长郑献徵变卖家产,换成4万银元,让堰渠得以延续。

    全长46公里的堰渠,曾被视为抗日民族精神的象征。原本只能种旱田的土地,受惠于它,成为出产大米的抗日粮仓。

    2006年,当法籍华裔作家郑碧贤去绵阳三台县的乡间寻找这条“细线”时,看到的却跟传奇没什么关系——堰渠旁崖壁上的纪念碑文,在“文革”中被铲掉;石拱桥上刻着的修桥人姓名,已被茂密的竹林掩住;渡槽里生满杂草,河道被鹅卵石和淤泥堵住,防洪闸老化,洪水一次又一次侵袭这里。

    郑碧贤打算重修郑泽堰,让它的故事延续下去。沉寂多年的老堰又变得热闹起来:老舍的儿子舒乙为它写全国政协提案,它的命运甚至惊动了水利部部长。而续写传奇的这个作家,就是当年那位郑县长的小女儿。

    今天,居然有人用“忠良”形容当年那个被批斗的对象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郑碧贤来说,这道以她父亲命名的堰渠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她曾听大哥说过,父亲在三台县修过一道堰。但她从未见过郑泽堰,也没有机会向父亲打听。10岁之后,她就没再见过父亲。

    1950年,因为曾是“国民党官僚”,郑献徵被军代表押走,以“拒绝改造”的罪名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1969年,父亲在成都去世时,郑碧贤已经被下放到东北农村监督劳动,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这么多年来,父亲的形象已经有些模糊,但郑碧贤记得,家中的抽屉里曾有一张卷成纸筒的老照片,上面全是人。听大嫂说,那是父亲离任三台时,百姓前来送行时拍摄的。当时有人端着一碗水站在路边,意思是说这位父母官“清如水”。但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照片被家人烧掉了。

    郑县长当年在三台到底做了什么?因他得名的那道郑泽堰,现在还在吗?2006年,郑碧贤从大嫂那里得到了两本父亲的日记,可是其中唯独缺少修堰时期的记录。她决定自己到三台寻找答案。

    三台是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小县城,曾是川东节度使驻地。杜甫在三台住过两年,专门写诗称颂这里“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但当1937年的秋天郑献徵来到这里时,由于地处偏僻,加上多年军阀割据,三台已经变得“盗匪猖獗,民不聊生”。

    这个有些破败的地方,成为郑献徵仕途的起点。那时,他只有37岁。从北京大学法政学院毕业后,郑献徵一直抱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先后担任过中学和大学校长。后来,学长何北衡把他调进四川省建设厅担任主任秘书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这个年轻人带着建设大后方的任务,来到三台。

    郑碧贤的家中还有几张仅存的老照片,上面的郑献徵戴着圆框眼镜,十分清瘦,看起来更像个书生,而不是掌管一县的官员。但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建成了郑泽堰、接收了内迁的东北大学、实行新生活运动,让这座闭塞的西部县城知道了抗战,不少乡亲学会了说英语。下午,人们坐在街边喝着茶,观看学生足球赛。

    70年后,当郑碧贤来到三台时,还能感受到父亲留下的痕迹。听说郑县长的女儿回来了,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拄着拐杖,赶来看看“忠良之后”。几位老人拉着她的手,说起郑县长当年如何智斗恶霸、穿着草鞋上堰渠工地。“郑县长,晓得,晓得,哪个像后头有些龟儿子。”一位住在郑泽堰边的村民说。

    郑碧贤感到特别意外,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一直以来,她的父亲被视为国民党官僚、人民批斗的对象。在看守所里,因为拒绝承认自己对人民有罪,郑献徵吞过一整瓶安眠药、用碎玻璃割过血管。如今,居然有人用“忠良”这个词形容父亲,郑碧贤握住那位老人的手,激动得直掉眼泪。

    郑县长留在三台最深的那道痕迹——郑泽堰,也还在。如今,村民门口和地里流的水,就是当年堰渠建成后引来的。一位穿花棉袄的老奶奶站在自家的田地间大声对外乡人说:“代代人都要把这吃米的幸福记住,以前哪里有这么好过的日子,米是什么样子都不晓得。”

    三台县水管所已经退休的老所长李永双告诉郑碧贤,他的父亲当年参与修堰。接任水管所所长时,父亲对他说:“你要像管理自己的家产一样管理好这条堰,当年郑县长带领我们修堰不容易。敌人的飞机在头顶上飞,嗡嗡直叫,向我们扔了好多炸弹,涪江水被炸起冲天的水柱,我们没有一个退缩,怕啥子?哪个怕他龟儿子!我们知道有了这条堰,才吃得上白米饭。”

    郑碧贤本来只是想来看看父亲修的堰,满足一下自己的愿望而已,她没想到竟让一段被遮蔽的历史重见天日。

    要劝人民多种粮食,万众一心,自救救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三台县成为大后方的战略要塞。省里的领导打算调整人员,派个可靠的人去那里任职。

    仅从日记中看,郑献徵一点也不像个要走仕途的人。上任三台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增加体重、偿还账务、拥有一所简单适用的宅子。一个月花了200块钱出去应酬、“随随便便买了些糖果”这种小事,他也要在日记中反省几笔。

    有一次,他负责招3000名工人,郑家的人却一个也不用,得罪了亲戚。“我们怎么了,我们比别人差吗?”“我不能开这个先例。”他说。

    周围亲友并不赞同他赴任三台,因为郑献徵一直患有肠胃炎,去那么偏僻的地方身体可能吃不消。他的回答是:“事关抗战大业,我应该以身许国,努力抗战救国工作,如果旧疾加重,只要不是不能思考,就一定努力到底,不计较成败,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奋斗到底。”

    接到任命的第八天,郑献徵就动身上路了。对于三台的发展,这位年轻的官员已经有了初步规划。“要劝人民多种粮食,万众一心,自救救国。”在日记中写完这句话,他还用钢笔在下面画了一道波浪线。

    可问题是,想多种粮食,水从哪里来?

    那时的三台刚刚经历了连续两年大旱,农作物干枯,小麦收获仅两成,百姓抬着“大佛寺里的老爷”在街上敲锣打鼓求雨。有人逃荒到外乡,剩下的只能高价向邻县购买黄谷,熬汤充饥。

    三台县毗邻嘉陵江的支流涪江,但没有堰渠,水流不到田里。近两百年间,当地人多次尝试修堰,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

    清朝乾隆年间,三台县民陈所伦创修了一段堰渠,灌溉数年后便荒废。50年后,他的六儿子陈文韬继承父志,历经10年,凿石沟600丈,修成一段堰渠,但仅仅3年就因为“涪江西徙”废弃。后来,三台的地方官多次向上级请求修复堰渠,但大多因为工程太艰难不了了之。

    1903年,三台“冬干夏旱,连续成灾”,一些地方乡绅再次力主修堰。传说当时慈禧太后见到奏折,也动了恻隐之心,当场脱下手上的金镯子说:“没钱拿去卖了修堰吧!”这段堰渠因此又被称作“金镯堰”。

    当时七八千人参与施工,完成上游22公里的堰渠,但剩下的工程因为地势复杂,加上农民负担重无法偿还皇款,没有完成。下游的三个乡常年无水,一到农忙,甚至会因为争水发生血案。

    兴修水利,是郑献徵在三台颁布的施政纲领中的第一项内容。上任第二天,天一亮,他骑着马,带部下到乡里查看旱情。

    刚出县府大门,一个中年男人拦住他的马。

    这个46岁的男人叫霍新吾,三台本地人,曾担任29军测绘局局长。三台第一张精准的地图,就是他负责绘制完成的。霍新吾并不是水利专家,但他一次次去都江堰考察,做笔记、画图,希望从中找到家乡治水的办法。

    凭着自己摸索,霍新吾绘制出一份三台水利工程的报告,可上交到县政府,半年过去也没回音。当时的县长慢悠悠地抽着水烟,跟他倒了半天苦水,最后说了句:“要不,这个县长你来当。”

    现在,三台来了新县长,霍新吾带上图纸,打算再试一次。

    “老兄,你来得太及时了。”郑献徵听他说完,大笑起来。当天晚上,他和霍新吾连夜给省里写了份报告。

    如果这个堰修不成功,我就只有自杀,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

    和郑献徵告别不到一个星期,老部下的急件就寄来了,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水利局局长何北衡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在信中,郑献徵呼吁尽快兴修水利,解决农民用水,并附上霍新吾的测绘图和报告。何北衡看完,马上召集水利专家,开会研究三台治水方案。他鼓励在场的各位,三台也许是“我们第一个农村水利工程方案”。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四川北部一个小小的水利工程获得了空前的关注。张澜、卢作孚等人出面提供帮助,四川省主席刘湘亲自去重庆公关。留美博士曹瑞芝等人到三台勘探,时年27岁、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黄万里任总工程师。他把家也搬到三台,在工地旁搭了间茅草房,住了3年。

    霍新吾家的宅子成了这些人的中转站,光吃饭的锅,一年就铲破4口。70多年后,年过九旬的黄万里夫人丁玉隽坐在北京家中的轮椅上,仍记得当年的情景。“霍新吾,记得,他们家的菜烧得好吃,门口那棵黄桷树好大、好香,我总爱摘几朵戴在身上,要香一天。”说起这些往事,她高兴得午饭都多吃了几口。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修堰。住在“金镯堰”附近的村民担心,下游修堰要从他们那里引水,动了龙脉怎么办。另一些人议论,修堰的钱最后还不是要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越修越穷。附近的百姓拿着铁锹、棍棒,守在老渠旁边,不让工人靠近。

    郑献徵亲自出面召集各乡代表,在三台县的金存寺里召开协调会议。他说:“我用乌纱帽担保,明年春耕前完工,不耽误农时,修堰的费用老堰的人不用出一分钱。全中国人民是一家,修堰就是让大家吃上白米饭,支援前线,打败日本鬼子。”

    当着藏经楼里菩萨的面,他们杀鸡、滴血盟誓,郑献徵和村民们一齐在菩萨面前下跪,然后在协议上签字、按手印,最后饮尽杯中酒。

    1938年的第一天,郑泽堰正式开工,近两万民工参与施工。没有洋铲,工人用竹篾编成簸箕,铲起土就跑;没有吊车,工人把一米多长的石条绑在竹竿上,在地上洒水减少摩擦力,拖着石条走。

    郑献徵和霍新吾也经常穿着草鞋在工地上跑来跑去。当地人很少见过这种“下乡”,一位年过八旬的村民至今想起来,都忍不住笑出声:“郑县长穿草鞋,哈哈哈……”

    为了缩短工期,昼夜不停工。晚上,每隔一丈远就点着一盏煤气灯照明,邻县的煤气灯都被买来了。村民李心发记得,每到晚上给煤气灯打气时,村里的孩子都跑过来看热闹。晚上6点,沿岸十数里灯火全部点燃,远远望去就像满天的星星。“那景色美啊!”他张大嘴、仰着头回忆说。

    想让下游的人吃上水,必须劈山凿洞,还要在两山间架桥,才能让涪江的水流到百姓的家门口和田地间。为此,黄万里设计了一座50米高的桥,桥上的石渡槽里是流水,两边各留一米宽的通道供村民行走。工程竣工时,附近的村民要给它取名“万里桥”。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听说后坚决反对,认为年轻人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荣誉,后来这座桥以附近的村名命名为“高家桥”。

    高家桥的修建过程并不顺利。由于沟底全是烂泥,无法打地基,施工总负责人霍新吾差点在这里送命。当时,他不顾下属劝阻,脱掉衣服,绑上绳子下坑底探查,结果半个身子一下陷了进去。被人拉上来后,已经全身发青。

    郑泽堰开工后,霍新吾每天在工地上跑,已经“衣服挂烂,鞋底磨穿,胡子巴茬”,假期儿子回家也都顾不上管。他曾立下重誓:“如果这个堰修不成功,我就只有自杀,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如今,工程进度耽误了,他躺在用门板搭的床上,急得吃不下东西。

    病中第8天,伙夫端来一碗玉米干饭说:“霍总你好歹吃点,筷子我给你插在干饭上了。”霍新吾盯着饭碗看了一会儿,突然穿鞋朝外面喊:“有了有了,快叫滑竿,去县府!”

    插在饭碗中的筷子让霍新吾获得灵感,他想到可以用当地产的青杠树打桩,木头在水里越泡越硬,几十年都不会腐烂。果然,之后几十年中,三台经历了数次地震,高家桥都完好无损。

    可当2007年郑碧贤再次回三台,在乡间找到这座被黄万里形容为“彩虹”的石桥时,它已经“差不多快荒废了”。

    你给我们家老汉平反了,我们这一家人背黑锅背了好多代哦

    历时14个月,堰渠终于完工,向上连通“金镯堰”,向下让清朝末年没有完成的工程得以延续。灌溉区的旱地改成了水田,粮食逐渐增产。由此,三台有了更多粮食和人力支援前线。这里后来还成为“学生志愿远征军”的发祥地。

    这项工程共耗银50.6万元,其中贷款资金47万,剩下的部分,是郑献徵变卖老家房产凑齐的4万银元。郑献徵从没跟子女讲过这件事,他的日记里也没有任何记录,郑碧贤还是从三台乡亲那里才知晓。

    为感念郑县长,堰渠竣工时,当地村民代表给它取名“郑泽堰”。

    郑泽堰在设计之初,进水口就有两道鱼嘴,可以把涪江的水分流,既起到灌溉的作用,同时也能防洪。但由于资金问题,当时只在进水口修了一个简单的防洪闸。1940年5月,郑献徵突然接到调令,要立即到成都报到。临行前,他对霍新吾等人说,堰虽然修完了,但进水口没有第一道防洪闸,涪江洪水暴发,两岸的冲刷和渠道的淤积一定很严重,请向下一届政府提出建议,有条件的情况下争取资金,建成第一道防洪闸。

    可70年后,这道防洪闸还是没有建成。

    1951年,金镯堰与郑泽堰两堰合并,更名永和堰。次年春天,因为家中田地房舍多,霍新吾成为“三反五反”对象,被关进一座藏经楼楼梯后昏暗的隔间里,最后自杀。他结束生命的地方,就是当年为修堰,郑献徵和各乡代表歃血盟誓的金存寺。

    2008年,郑碧贤在三台的乡下找到了霍新吾的儿子霍连科。老人已经年过九旬,牙都掉光了。见面那天,他穿了身黑色西装,打了条深蓝色花纹的领带。郑碧贤带着自己编写的介绍郑泽堰历史的小册子送给霍连科,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讲他的父亲为了修建郑泽堰,如何跳进高家桥的泥潭里。

    霍连科扔掉拐杖,走上前抱住她,“碧贤啊,你给我们家老汉平反了,我们这一家人背黑锅背了好多代哦!”说完便大哭起来。

    霍连科说,他有一次在成都的街头遇到刑满释放的郑县长,但是因为害怕,不敢上前相认。至今在茶馆里聊天提起往事,霍连科还会紧张地四处张望一下,然后压低声音。

    郑碧贤向他打听高家桥的设计者。“黄万里嘛!”霍连科说。此时,黄万里也已经去世7年了。

    黄万里的儿子曾到三台看望霍连科,两家人一起照了相。霍连科拿到照片后摇着头说:“没有碧贤不行。”他翻出第一次和郑碧贤见面时的合影,找人把郑碧贤抠下来,PS到照片上。这张照片他一直挂在床头,直至去世。

    “还挺像。”郑碧贤在书柜里找出这张照片,盯着看了一会儿,笑了。三个曾因郑泽堰联系在一起的家庭,现在只能以这种方式相聚。

    我老爹不是在日记里讲了吗,立志必为之事就一定要去做

    郑献徵的预言在70年后一一应验了。

    2006年郑碧贤走访三台时,水管所老所长李永双指着进水口告诉她,这些年,只要涪江一涨水,农民就遭灾,尤其是1998年那场大洪水,十几万亩的土地几乎全淹了。

    “当时我们向银行贷款,向职工借钱来维修,退休金只能发一半,一到过年,我们就四处躲债,一下雨,全所员工全部出动扛着铁锹去修修补补,雨水一大又把它冲垮,难为我们这些水利人呀。”李永双带着浓重的三台口音说,他的眼睛有点湿。现场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陪同郑碧贤前来的领导背着手,站得远远的。

    趁着人少,李永双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我们有些事情向你反映”,他紧握住郑碧贤的手。回到宾馆,郑碧贤发现信封里有3页老式红条纹的信纸,字很工整,写的全是洪水带来的灾难。

    两天前,李永双听说郑县长的女儿从法国回来了,要参观郑泽堰,他和几位老农商量,要把“状纸”递上去。这让郑碧贤觉得有点沉重,她找到了日记中失落的部分,但又看到了郑泽堰几十年后遇到的新问题。

    第二次回四川,郑碧贤直接去成都找四川省水利厅反映情况。领导姗姗来迟,喝了口茶,慢悠悠地对她说:“我们四川这样的小河沟多啦,我们管得过来吗?我们管大不管小,如果它是都江堰,要多少钱都行。”

    “它不是小河沟!它养育了20万人,十几万亩土地,它有250年的历史!进水口急需防洪闸!”郑碧贤急了,拍着桌子大声说。

    她决定自己想办法修防洪闸。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反对,“这是政府的事,你管它干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你父亲是个国民党,不找你麻烦就不错,还搞什么女承父业?”“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对国内情况根本不了解。”

    “我也反问自己,这个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做,应不应该做,要不要去努力?”郑碧贤说,“但我老爹不是在日记里讲了吗,立志必为之事就一定要去做。”

    2007年,郑碧贤邀请朋友舒乙到三台县实地勘查。之后,舒乙写了份全国政协提案,呼吁保护郑泽堰。可提案到达省里4个月也没动静,负责的领导告诉郑碧贤,我们很重视,但是没有钱。

    郑碧贤又去找香港的张学良基金会。东北大学在三台办学8年,在经济条件并不乐观的情况下,决定接收东北大学的,正是时任县长郑献徵。

    听完郑碧贤的故事,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感动。晚上,他请郑碧贤吃了顿大餐,然后没下文了。

    郑碧贤又去沈阳,找东北大学支援。接待她的人说,自己不太了解那段历史。

    两年间,郑碧贤找了“所有可以找的人”。后来,别人再冲她伸大拇指,说“你太棒了”这种客套话时,她直起鸡皮疙瘩,“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这种话让我伤心”。

    住在养老院里的霍连科得知了她的难处。“碧贤,我倒是想帮助你,可我没得钱拿出来。他们,怎么敢这样对你哦?”他气愤地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郑碧贤得知,水利部部长陈雷也是东北大学的校友。她托人发了条短信,没敢直接提资金的事,只是说要反映一些情况。2009年2月的一天晚上,正在北京的她接到通知,明天早上可以见部长,有20分钟时间。

    第二天,在办公室里听完郑碧贤的介绍,陈雷让秘书把计财司和农田水利司的司长请来,一起听听,商量“钱从哪来”。郑碧贤当时并没抱太大期望,两年多来,类似的场面她已经见过太多次。

    可她没想到,从水利部回到住处,还没来得及坐下,秘书的电话就打过来了:“部长批示下来了。”

    一个月后,四川省派了水利专家赴三台实地查看郑泽堰的情况。其中一位专家有些吃惊地说:“这么大呀,我原来以为是条小河沟呢。”

    他坐下,说了句“这是我爸爸盼了几十年的啊”,眼泪就流了出来

    资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当地领导对郑碧贤表示感谢,“感觉这个事就可以画句号了”。可古稀之年的她厚着脸皮“赖”在工地上3个月,穿着运动鞋天天踩鹅卵石走来走去。她担心争取来的资金用不到地方,工程质量会出现问题。

    “我其实什么都不懂,但他们以为我父亲是搞水利的,这个可能会继承,所以我也懂。”郑碧贤大笑起来,“其实我只是问问这个水泥什么号,解决一下工程队和政府之间的矛盾。”

    这个没名分的“监工”,要处理的问题其实不少。农民围了施工队的吊车,她要管;有人想拿回扣,她要管;包工头不专心施工,她也要管。

    好几次,郑碧贤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她只能不断在脑子里想象父亲修堰时的画面。

    2010年3月26日,防洪闸一期工程完工。那天,霍连科也来了。他又穿上那件黑色西服,打着蓝色领带,拄着拐杖的手一直在抖。附近的村民搬来一把椅子,他坐下,说了句“这是我爸爸盼了几十年的啊”,眼泪就流了出来。霍连科的儿子站在他身后,轻轻拍着父亲的肩膀。

    重修郑泽堰的工程竣工后,进水口拥有了前后3道防洪闸。当年夏天,洪水来了。住在河堤边的农民后来告诉郑碧贤,突然就看见涪江上掀起几丈高的黄浪,“好吓人哦!跑都来不及,我们一大家子人,有牲口有地,咋个跑?幸好新修的闸门管了用,就差50公分洪水就漫过堤坝了。”

    2013年夏天,又一场洪水过后,郑碧贤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水都漫到家门口了,感谢你啊郑大姐,不然我们哭都没地方哭去!”

    他尽到一个县长、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这样一个人应该让大家知道

    2012年,郑碧贤根据父亲的日记,父亲工作单位的档案资料,以及一百多位老人的访谈记录,撰写了《郑泽堰——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的书稿。“尘封在他日记里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时代,一个可以追求理想、遵循道德的时代。”郑碧贤说。她打捞出来的,不仅仅是父亲的故事,还有霍新吾、黄万里等一代人遥远的背影。

    三联书店的编辑罗少强收到稿件后,当天下午就在电子邮件里给领导回了4个字:“赔钱也出。”

    “现在有些官员,别说掏钱给大家做事,不把大家的东西化公为私就算好的了,工程质量问题也很普遍。但当时那些人,恨不得修个永远造福人类的工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艰难的抗战时期,他尽到一个县长、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这样一个人应该让大家知道。”罗少强说。

    填写选题申报表时,罗少强注意到,国家刚刚拨了一大笔钱要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我希望这本书能让一些人得到启发,受到良心触动,把这些工程修得好一点。”

    郑泽堰旁边的崖壁上,曾刻有称颂郑献徵的碑文,但“文革”时期,被红卫兵铲平了。如今,郑碧贤在高家桥对面,建造了十米高的郑泽堰纪念碑,上面的碑文由媒体人卢跃刚撰写。

    “我去三台一看,完全被吓住了。”卢跃刚说,“郑泽堰完全继承了两千多年前都江堰的治水思想和哲学。”他在碑文中这样写道:“李氏父子,陈氏父子,郑氏父女,古今蜀中治水,血脉相承……治水者治国,修堰者修德。”

    郑碧贤还打算为黄万里、霍新吾以及当年修建郑泽堰的民工塑像、立碑。但是,霍新吾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留在村民记忆中的他,只有“鼻子很大,人胖胖的”这么一点痕迹。

    如今,外乡来三台打工的老唐,也知道了郑泽堰的故事。在高家桥旁边的工地上,听说记者想找当地的老人聊聊郑泽堰,他小声嘟囔了一句:“我也能讲。”

    “这个桥叫高家桥,有70多年历史了,下面灌溉好几个乡镇呢。”他指着不远处整修过的高家桥说,“这就是郑县长,郑大姐的父亲修的嘛……叫郑、郑啥子来着?”

    他突然卡壳了,求助似地扭头望向身边的当地村民。

郑泽堰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