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眼

    孤岛

    在广州，当越来越多被遗弃的婴儿得以通过婴儿安全岛延续生命之时，这个出于人性救助的平台却夭折了。

    四川籍的打工者刘钊没有赶上这一平台运转的末班车。3月16日晚上，当他把刚出生16天的女儿妞妞送去弃婴岛的时候，广州市福利院已经向他关上了大门，原因是：50天内激增的弃婴人数已经达到福利院所能负荷的上限。

    妞妞患有腭裂、先天性下肢短缩。身体的缺陷，时刻将她置于可能窒息的险境。医生说，要等10个月大的时候才能做手术，但刘钊夫妇俩担心，孩子能否坚持那么久。

    这让人心酸的一切似乎本可避免。如果产检的费用再低些，这对生活拮据的夫妻或许就不会错过发现胎儿问题的最佳时机。如果在家庭能力捉襟见肘的时候，有完善的重病残疾儿童保障制度的支撑，家长们或许也不会作出骨肉分离的选择。福利院提供的数据显示：被收救的262个弃婴当中，全部存在不同程度的疾病。

    和刘钊一样，这些弃婴的家长，都把治愈孩子的期望寄托在这间只有岗亭大小，仅能提供基本庇护的生命岛上。

    送女儿去弃婴岛之前，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父亲，花了一个小时，以女儿的口吻写下求救的呐喊：“现无钱医治，求求政府和社会上的好心人救救我吧！”

    被拒之门外的刘钊没能看到，弃婴岛小屋外，有同样用孩子口吻书写的“心声”：“亲爱的爸爸妈妈，福利院虽好，也不及同你们在一起生活好。求你们别抛弃我！”

    这两种声音似乎解释了广州弃婴岛夭折的原因，作为兜底的救助平台，这座孤岛载不动太多的诉求。

    包装

    一则旨在树立典型的新闻，却让湖北随州的王医生成了被人同情的对象。

    在这篇发表于某地方媒体的文章里，这位57岁的普外科主任被塑造成一位舍己为人的楷模：他身患胃癌4年多，却坚持做了上万台手术；他不仅带着“止痛棒”上手术台，有时甚至一连吃下6片吗啡镇痛；还曾因为病患做手术错过了见妻子最后一面……

    咋一看，很感人。再一想，不对头。

    根据文中的数据算笔账：4年1460天，全年无休，做1万台手术，每天要做6.8台。文章中说，“一台手术少则两到三小时，多则七到八小时”，稍微计算一下就会发现：这不科学。难道普外科其他医生都不做手术，只把患病的主任推上前？

    有当医生的网友指出更多专业上的疑点，医学上压根儿就没有“止痛棒”，只有镇痛泵。使用镇痛泵会产生嗜睡、恶心、尿潴留等副反应，人命关天的手术，岂是儿戏？！倘若属实，王医生也未免太不专业了吧！

    有人调侃，看着如此病弱的王医生被推上手术台工作，咱能做的，除了谴责医院的不负责任以外，也只有替他祈福了。

    往好的方向揣度，该媒体或许是想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塑造一个正面形象，因而对王医生的事迹进行了包装。只是包装的手法太过拙劣——好好的一个王医生，在媒体错位的价值观之下，生生被“超能力”附了身。

    在社会呼唤理性和人性的当下，这种假大空的包装难免让人感觉：不专业的，并非只有“超人”王医生。

    指标

    一个建房指标，让四代同堂的一家15口，在危房里困了7年。

    浙江温州苍南县金乡镇渔岙村的张明彩一家的老房子，已有30年的光景，还经历了2006年的强台风“桑美”。如今，这幢占地20多平方米的三层楼，最顶层已经变成无法居住的危房——墙体明显移位，钢筋和砖块已暴露在外。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这个家庭开始被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所困扰，这个“幽灵”就叫做建房指标——人人都听说过，却谁也没见过。

    村主任曾多次向镇里提议，张明彩自己也到镇里跑了50多次，镇领导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开会。公务繁忙，人事变动都排在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危的前面。最后张明彩被告知：没有建房指标，就没法进入审批。

    至于为什么没有指标，哪儿能申请到，镇里又是否代表群众争取过指标，没人回答他。县长、市长的热线电话也打遍了，到头来“指标去哪儿了”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借助媒体的力量，张明彩终于搞清楚一件事，省里分配的指标每年都有，且据县里的回复：分配权就在乡镇。

    谎言是从哪一级开始出现的，现在已经无从得知，张明彩一家15口什么时候能搬出危房，亦得不到答案。这场无果的求索倒着实让人见识了某些基层政府打太极的功力——虚实之间转换自如：看似虚无的指标，化作了领导们手中的接力棒，递来传去，最后又不见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