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别是政府部门一厢情愿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教育部将做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据相关统计，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共有1200所左右。鲁昕表示，这就意味着有50%的学校要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

    600所本科院校转职业教育，据称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的结构问题，也向社会输送高素质的职业技术人才。但这极有可能只是教育部门的一厢情愿，当初高等教育大扩招、政府大力鼓励公办院校举办独立学院，“初衷”也是希望能扩大高等教育资源，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可现实并不那么美妙，高等教育质量下滑、大学生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尴尬，曾引起社会对扩招的广泛反思，但令人遗憾的是，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并没有吸取教训，这就是，行政计划仍旧过于强势，而没有充分尊重学校的自主办学权，并忽视建立健全的市场竞争机制。

    对于600所本科院校转高职教育，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是谁作出的决策？是某个教育部领导？还是教育部的意见？抑或是政府层面的意见？如果是某个部领导的意见，这显然不妥当，个人的意见怎么能决定600所院校及其师生的未来？如果是教育部的意见，这也值得深究，教育战略的调整，牵涉各方的利益，尤其是职业教育，更与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的人才需求有紧密联系，这不能由教育部门决策。至于整个政府层面，即国务院的决定，从政府主导教育战略来看，似无问题，但是，由于教育政策是最基本的民生政策，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是不适合由政府部门单方面主导的，而必须提交全国人大讨论、审议。

    我国教育改革方案的推出，到目前为止，都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包括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是如此。这样的主导方式，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行政色彩过强，并没有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把这些意见纳入决策程序（虽然也有政府部门公开征求意见，但听不听意见，听哪些意见，由政府部门说了算），结果导致对改革措施争议颇多，在现实中很难推进；其二，改革缺乏合法性，改革其实是变法，教育改革也是如此，如果只由行政部门决策，而不对法律进行修正，改革措施难以得到法律支撑。落实这一要求，需要改变教育改革模式，应该由全国人大或地方人大审议教改方案，立法推进教育改革。

    600所本科院校转高职，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包括，职业教育的地位不高，如何消除我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政策？将600所本科院校转高职，院校有主动性吗？转为高职，培养质量怎样保障？怎样办出特色？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数量，老百姓答应吗？教育部设想对职业院校实行股份制改造，对于拿纳税人钱举办的公办职业院校，这是不是要听纳税人的意见？推出技能型人才高考，扩大中职学生升本科院校的机会，将中职、高职、应用本科、专业硕士、职业博士贯通，能解决职业教育吸引力欠缺、职业教育没有特色的问题吗？等等。这些问题是教育部一家所不能回答的，必须经过充分的讨论、意见交锋、利益博弈，才能得到大家接受的方案。推进这样的战略调整，才会减少随意性、盲目性，避免病急乱投医。我国教育战略调整，始终未走出“一刀切”、“一哄而上”的怪圈，扩招变为大跃进、独立学院建设变为一窝蜂，本科转高职，必须防止再陷入这种怪圈。

    而就是教育战略调整在全国人大或地方人大通过审议，在落实推进时，也需要政府和学校各司其职，政府不得用行政命令方式，对地方本科院校实行强制转型，这需要调动地方本科院校自身的积极性，比如，现在教育部门设想推出两类高考，那么，哪些院校采用哪类高考，就存在是政府指令还是学校自主决定的问题，以笔者之见，如果是由政府部门以行政计划方式安排，这就无视学校的自主权，这应该由学校自主决定，而且，学校可以两类高考都采用，以适用于不同专业学生的招生。

    对于这次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不少舆论很纠结，认为这是本科院校“降格”者有之，认为转型过于草率者有之，但从办学角度说，在合理的教育体系中，地方本科院校本就该实行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培养职业应用技术人才，与其说是转型，不如说是回归，国家、政府要做的是创造政策环境，让这些院校回归其本身的定位。

    从教育改革的趋势分析，高考要实行社会化改革，高校要实行自主招生、自主办学，整体教育要实行管办评分离，社会中介机构可提供多类考试评价，由各高校自主选择认可哪类考试，这不需要由政府来指定、安排；而高校的办学定位、办学特点，应该通过现代学校治理实现，即由学校的理事会、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确定学校的办学战略、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政府要引导学校转型，不是直接命令学校，而是出台优惠政策、鼓励措施，至于学校面对优惠措施是否转型，这要由学校办学者、教授委员会作出，这有助于学校办出特色、个性。

    国家教育改革规划纲要指出，要“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这在推进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过程中，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