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着3月的尾巴,北京的蓝天终于从连日的雾霾中挣脱出来。
当手里的PM2.5空气测试仪跳出一个低调的数字,李宇任卸下将脸绷得紧紧的双滤盒硅胶防毒面罩。而他的另一只手上,二氧化碳测试仪显得很平静,没有发出急促的“嘀嘀”报警声。
在他的家中,7台空气净化器毫不懈怠地日夜工作。这位在电视台工作的工程师,用风机和通风管道,给自家建了一套空气净化系统。
对空气质量敏感的李宇任,执着地跟雾霾作着斗争,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深度依赖防霾产品的消费者。尽管人们不愿被雾霾围绕,但是精明的商家热衷让产品和雾霾扯上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而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商机。
在国内一家著名电商网站上,“防雾霾”产品的成交指数曲线,就像一幅蜿蜒曲折的山区地形图。今年3月,这条曲线在波折中冲向峰值。
“雾霾经济”热起来了。
100多个消费者冲进我们的办公室,把仓库里的空气净化器一扫而光
一年前,戴着酷似生化防毒面具出现在办公室的李宇任,还会把同事吓一大跳。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找他聊选择口罩的经验体会。曾经笑话李宇任是“另类”的邻居,如今也会往小区的垃圾桶里扔空气净化器的包装盒。
3月底,雾霾压城的一天,新闻联播刚播到一半,北京东三环外一家便利店的便当还没卖光,防PM2.5口罩就已所剩无几。有顾客在货架前挑拣一个包装破损的口罩,售货员温馨地在一旁提醒:“这个不买,一会儿就真没了。明天要是上货早,一早就能被抢光。像这种口罩,店里一天就要卖50个。”
一家国内生产“防PM2.5口罩”的公司宣称,今年他们已经卖出250万个口罩。去年1月,当全国3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攀升到严重污染的时候,整箱的口罩几乎把这家公司的办公室堵住,甚至一直延伸到电梯口。全公司50多个员工临时充当仓库分拣员,给商品贴条形码,连着好几天忙到后半夜。
对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赵丹青而言,令他烦恼的事情是,“公司销售最怕接经销商的催货电话”。
市场吞咽防霾产品的胃口似乎越来越大。两周前,在上海举行的家电博览会上,空气净化器大方地“登堂入室”——单独组成一个展馆,不再是过去被扔在角落里少人问津的配角。
如果用数字来描述这颗冉冉升起的家电明星,则显得更加惊人。来自国内一家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2013年空气净化器的市场规模为120亿元左右,预计2014年将会超过200亿元。有业内人士乐观地估计,这块被雾霾烘焙起来的蛋糕,还会更加膨胀。
蛋糕的味道显然很诱人。去年年底,当华北、华东甚至华南一带被雾霾入侵,国内几大家电商仿佛从雾霾中吸取了灵感,分别推出抗霾产品团购促销。这些电商喊出了“不做人肉吸尘器,一起对抗雾霾天”的豪迈口号。
不过,不少家电商城和电商一边不失时机地勾起人们的购买欲,却又一边面临缺货的危机。人们发现,有的电商网站上几乎一半的空气净化器无货或只能预订,而某些品牌售价过万的空气净化器全部无货。
眼下,不少人在为买不到热销的净化器而发愁。在一家媒体工作的杨女士,从2月初开始在论坛上团购一款外国品牌的净化器,但至今还在“等货中”。她试图托人在德国帮忙代购,但听说“德国也没货了”。这个年轻妈妈开玩笑说,在邮局取海淘的奶粉时,看到某款外国品牌空气净化器的包装箱,“当时就想抢走”。
女作家六六也曾加入抢购空气净化器的大军。在费了一番力气买到货后,她忍不住在微博上吐槽:“12月7日这天(我)一早就来提空气净化器,每个人交钱拿号。总经销不是看钱,而是看你手机上的介绍人是谁,不是自家老板的号码就说等下批到货。(有人)问,下批啥时候?答:工厂在生产,运出来到市场得有一段(时间)。然后就是爆炒,有人还发现有走后门不排队的,各种热闹!”
而这款空气净化器的上海经销商则在六六微博后留言称:“欢迎成为我公司的客户,压箱底的最后两台货被你抢到了。”
人们对防霾产品的购买热情甚至超出了卖家的想象力。一家外国空气净化器公司中国区总经理李开玖遇到过一件“疯狂”的事情:“100多个消费者冲进我们的办公室,要买空气净化器。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们在上海的经销商,把仓库里的空气净化器一扫而光。”
萝卜牛骨汤、野生黑木耳汤等家常菜,有了诸如“润肺抗雾霾菜”等紧跟形势的新名字
凭借小小的口罩,在短短两个月里掘金数千万元的赵丹青,成为商业圈里一个广为流传的雾霾时代创富样本。
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业者,22岁的张雨轩不掩饰,他梦想复制赵丹青的神话。几乎和他的偶像同时,张雨轩在2011年就嗅到了防雾霾口罩的商机,并开始研发和创业。
雾霾无疑给这个年轻人带来了机遇。张雨轩发现,当他一说起自己的防雾霾口罩,总能引发别人的兴趣,为他的创业路开绿灯。他拿到了政府奖励和天使投资,有两家创投公司正是看中他的产品,主动找上门来。他开了家公司,大学没毕业就当上老板。
“在商言商”的语境下,雾霾或许并非一无是处的东西,它可以不断诱发新的商机。当一个价格不过几十块钱的口罩,日益成为“居家旅行之必备品”以后,有的生产商愿意在这种穿戴产品的审美上花更多心思。有野心将自家口罩打造成明星产品的赵丹青,曾经紧跟时尚潮流,推出“土豪金”的款式。后来,有商家发现仅在口罩上做文章,还满足不了人们对美的追求,一款搭配口罩的眼妆也适时推出。
花卉市场里,绿萝、富贵竹、吊篮等并不名贵的绿色植物,因为被赋予“防雾霾”的新功能,身价随之上涨。萝卜牛骨汤、野生黑木耳汤等家常菜,在餐馆的包装下,也有了诸如“润肺抗雾霾菜”等紧跟形势的新名字。
从某种意义上说,“防雾霾”产品的范围究竟会延伸至哪些领域,更多取决于人们的创造和发现。去年年底,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雾霾相关疾病门诊”,称专治空气污染导致的各种疾病,一周内接诊100多人。一家媒体的记者曾去探访这家“雾霾门诊”,而医生给她开出的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特别”处方是:“把家搬到三亚。”
尽管这个“处方”难免被人当笑话一听了之,但“去三亚”躲避雾霾已不算什么新鲜事。不少瞄准商机的旅行社,顺势推出各种路线的“清肺游”,有的还将线路拉到国外,甚至远达非洲东部。
自去年以来,伴随着北方的连日雾霾,沉寂两年的海南楼市开始反弹。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海南房屋销售面积增幅大的主要原因是北方雾霾天气,明显提升了海南房地产对岛外购房者的吸引力。
而在北京,中国地产界的名人潘石屹,试图给首都增添几座可以抗霾的建筑——在他开发的两处写字楼里安装空气过滤系统。一处位于望京的写字楼大厅里,占据几乎整面墙的大屏幕每日显示这座建筑物里的空气指数。写字楼里的销售人员,也会不厌其烦地介绍这座建筑的最大卖点——好空气。
免费品尝的空气很快就被郑州市民抢光,有人甚至拧干已经干瘪的空气袋,挤出最后一缕空气
从雾霾里掘金的队伍中,不仅有大小商家的身影,还有一些特殊的参与者——一些地方政府。一旦从雾霾中发现机遇,他们算的是更长远的经济账,下的是更大的棋局。
两年前,一个名叫陈光标的中国富商在北京卖起了“空气罐头”,当时被不少人评价为“行为艺术”。如今,明码标价的“好空气”高调出现在政府组织的推介活动上,而不少地方旅游局的官员还会卖力地推销它。
前不久,浙江临安旅游局推出一款“空气罐头”——一个200毫升的玻璃瓶里装着采自临安山区的空气,售价10元。当地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透露,临安推出“卖空气”,并不是一时兴起的举动,而是经过几个月策划的品牌项目。当地旅游局还专门找多家媒体和广告公司代表连开3次座谈会,制作了详尽的营销方案。
对于一次精心策划的营销事件而言,临安“空气罐头”的首次亮相显然是一场“重头戏”。3月16日,20多个临安旅游吉祥物——一群手里拿着空气玻璃瓶的“氧气宝宝”降临杭州西湖风景区。这群“氧气宝宝”一会儿玩“快闪”,一会儿又在广场上跳“氧气操”,立刻引来游客的围观。
在媒体上火了一把后,临安旅游局办公室的电话被“打爆了”,有企业打电话毛遂自荐,也有高校的研究者请求免费提供空气压缩技术。一位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看到报道后,激动地给临安市旅游局写了一封信,从科学的角度谈如何“卖好空气”的想法。用临安旅游局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的话来评价,“这可能是临安旅游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政府营销”。
与此同时,贵州省也高调宣布启动“空气罐头”计划,而在该省旅游局局长傅迎春的计划中,贵州“空气罐头”的经济账,能延伸到旅游休闲度假、养生养老等健康产业,甚至可扩展到碳交易市场。
临安旅游局精心策划的“临安好空气”项目,并不止步于成功制造宣传声势。趁着这股强劲的势头,当地旅游局还专门组织专家和媒体,开了一场“临安好空气”旅游纪念品研发工作的研讨会。而在这次严肃的研讨之后,临安似乎摸到一条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的新脉络。
“临安好空气”热闹劲儿还没散去,河南栾川县的“好空气”被运到绿城郑州。栾川好空气的亮相方式也很别致。组织者让男女老少排排坐,他们头顶上方的横杆挂着几十个蓝色袋子,袋子上标着“清新空气”,现场看上去有点像输液大厅。男女老少将一次性面罩扣在脸上,通过一根长长的管子来吸袋子里的空气。免费品尝的空气很快就被郑州市民抢光,有人甚至拧干已经干瘪的空气袋,挤出最后一缕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