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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副校长吴平涉嫌学位造假一事被公开举报信曝光了。毋庸置疑，不管这件事结果如何，都将引起舆论对于学界诚信问题新一轮的关注。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关注来得太迟，来得太少，来得还不够彻底。
先说太迟。此事是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教授、浙江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教授（兼任）朱冠3月31日在其博文中实名刊发的举报信，并给出一定的证据，才引起大范围关注。但事实上，吴平涉嫌学位造假一事早在去年年底就已经有人在网络上放出风来，当时并未引起热议，原因在我看来有两点。
一者在于此消息涉嫌“内斗”，属“私事”，不属舆论监督的范畴。比如此次举报信操刀者朱冠的身份，就显得十分“扎眼”。去年11月，他最先发出浙大“千人计划”入选者、海归学者管敏鑫被解聘院长一职的消息，此事经报道后，其中涉及海归与本土人才的利益之争的部分引起不小的关注，朱冠随后在其博文公开点名称“吴平”即是与管敏鑫发生利益之争的本土人才带头人，但因吴平本人对此矢口否认，此事便作罢。二者，在一些人看来此事实属鸡毛蒜皮，“又不是天大的人事问题”，不值一提，就像一些网友在朱冠文章下评论所言，“想通过这个拉吴平下台，没门！”
对于前者，某个人或事能否成为舆论监督的对象，有多种说法，但就此事而言，我认为，作为中国一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副校长，理应对自己的简历或学位问题负责，就像一些自称学生的网友所评论的那样：“在今年吴平副校长戴上他的博士帽给浙大的求是学子授学位之前, 浙大最好先公告一下他头上的这顶帽子是哪座学校授予的。”当然，这一切都应建立在有无确凿证据的前提上，目前来看，相关学术机构IRRI发声了，某种意义上也为此事定下了调子。
后一种声音则更让人遗憾，其言外之意是，学位造假只能算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人们对造假早已麻木，甚至有种“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和“大环境都这样了，我为什么不能这样”的心理。
在搞清楚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我无意中注意到了一位名为黄季焜的学者，他是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十分有意思的是，黄季焜也曾于上世纪80年代末就读于菲律宾大学洛斯巴诺斯分校(UPLB)，但时间是1987年至1990年，算起来是吴平的师兄，而且在此期间，他也曾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农业经济系做研究，后在此还做了博士后。然而，他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个人简历中却是这样写道：1990年获菲律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只字未提国际水稻研究所。
相形之下，吴平为何在对外公开的个人简历里只字不提菲律宾大学呢？在朱冠看来，“或许因为菲律宾大学洛斯巴诺斯分校”（UPLB）太没有名气了”，在上海交通大学版的2013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五百强中，该校并未入选，而在学术排名网站（academic ranking）中，UPLB只排在2919名。
我浏览了从去年年底到今年4月初关于此事的网络留言，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即不少自称是浙江大学教师的网友说，他们早就知道菲律宾大学洛斯巴诺斯分校(UPLB)和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的区别，而业内人大多都知道，后者“压根儿”提供不了学位。问题是，知道了为什么不说呢？
大概是敢怒不敢言。就像一位浙江大学教授对我所说的，当谣言满天飞，只有实名举报才可能引起重视的今天，谁敢把自己的名字和一位副校长的“丑闻”联系在一起，没准儿举报信还没到中央，自己下一年的经费就被这位副校长给停了。
朱冠十分坦白地告诉我，“发出这封公开信还是为老管（管敏鑫）打抱不平的延续”。但在我看来，这封公开信的意义不仅仅是针对“被解聘事件”本身，它还是对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对那些身居行政领导岗位的学者的鞭策和监督，毕竟，他们掌握着课题资源分配、经费开销大权等，平时，没人敢在言语上得罪他们，更甭提挑战他们的学术权威，遑论怀疑他们成为学术权威的“合法性”。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样的关注还“来得太少”和“来得还不够彻底”。中国学术界身上的沙子很多人都看到了、感觉到了，只是人们平时不敢去揉眼睛罢了。相应地，像朱冠这样置身事外的“非利益相关者”，平时也不会在博客这种公共平台上去注意一个副校长的学位问题，但恰好，他又因为管敏鑫事件而“关注”了。
以上只是对于当下学界生态环境的担忧，如果可以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到的那样，大刀阔斧地进行科研管理机制改革，科技资源分配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等，当是好事儿。希望这样的改革步伐快些，快些，再快些，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造假”小事，时时刻刻影响着现在的年轻人——未来的中国科技事业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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