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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一些过去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如今正在上海郊区的薄弱学校里上演。薄弱学校的校长们纷纷把学校拱手让给“外人”，由社会上专业的教育服务机构负责“改造学校”。
这是上海在促进教育公平领域的一项全新尝试，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与教育服务机构缔约，向其购买“帮助郊区薄弱校内涵发展”的服务。上海市教委以每所学校每年50万元的价格，向社会组织抛出“橄榄枝”，“前期招标，中期监督，后期第三方评估”。
截至目前，上海已完成3轮郊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委托管理工作，中介机构（或品牌学校）已对80余所郊区校进行全方位管理，每轮托管为期两年，第4轮50所学校的托管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上海市教委有关资料显示，根据2011年至2013年的第三方托管绩效评估，托管目标达到“优秀”的学校为69%，“合格”的占31%。问卷调查显示，90%的教师都感觉到师资队伍建设效果明显，80%的学校“好课率”显著提升，90%的家长认为学生学业成绩进步明显，初中毕业生中考合格率得到普遍提高。
郊区迅速发展人口暴涨，郊区校生存陷入窘境
初到奉贤区柘林学校调研，上海静安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正言惊呆了。那是7年前的6月，刘正言作为受托方的主要负责人，带着一支由静安区名校名师组成的团队到被托管学校——柘林学校调研。
一所包含小学6个年级、中学3个年级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竟只有566名学生，平均一个年级约60人；全校教师严重短缺，但二线后勤行政人员却超编25人；学校所有参与中考学生的中考合格率只有55%。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所位于奉贤最南端的农村学校，校舍硬件很好，校区占地50亩，操场上有长约250米的红色塑胶跑道。
然而，学校教学质量堪忧，学校所处的奉贤区正处在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期，人口集聚。2013年奉贤公布的数据显示，这里的常住人口已达到114.74万。从2009年至2013年的5年间，这里的来沪务工人员规模从39.88万增长到62.34万，平均增长率为9.37%，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上海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来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已实现全面普及的免费义务教育，市财政按人均每年数千元的费用补贴到每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所在的学校。
刘正言明白市教委的用意，“硬件配齐了，现在要给他们配软件，教学水平要拉上去。否则硬件配得再好，也是白搭。”教学水平不一、学校差距较大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择校”现象严重——学生都往中心城区挤，好老师也往中心城区挤。
距离上海市区更近一些，松江区九亭镇，从2009年至今，这里已经在原有九亭小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九亭二小、九亭三小。九亭是松江距离市区最近的生活聚居区，属于“大虹桥”板块，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存在巨大压力。
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学校不够用”。“九亭户籍人口不到3万人，常住人口超过30万人。”原黄浦区曹光彪小学校长、上海市小学特级校长金建中及其所带领的“曹光彪团队”是这里“九亭系列小学”的“救星”，他们已经在此完成受托服务两轮4年，如今正在提供第3轮第5年的服务。
金建中带过九亭小学，参与筹建过九亭二小，为九亭二小服务了3年，现在又忙着为刚办起来的九亭三小培训师资，“这里一年招的老师，比我们曹光彪小学10年进的人还多。全是刚毕业的年轻老师，没实践经验。”
市区名师驻扎郊区薄弱校，教学问题各个击破
与大多数“被托管”学校不愿提及“被托管”事项不同，奉贤柘林学校校长杨品莲不怕“丢面子”，“人家就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平时哪里去找那么多名师？这么好的机会，哪里去找？”
据“受托方”之一、静安区教育学会副会长刘正言介绍，“托管”之前有一个招投标过程，并要签约。协议规定，50万元托管经费中用于教师劳务费用的不得超过50%。另外，受托方可以获得10%的办公管理经费。
托管效果方面，协议规定由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标准为《义务教育阶段郊区农村校内涵发展》的相关规定，从课程设计、教师队伍、教学方式、家庭教育、德育培养、校园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评估。
杨品莲对评估不是很懂，但在她那里，有一组令她自己十分看重的数据变化。
托管前，全校学生566人，托管后，学生有1200人；托管前，中考合格率55%，托管后，合格率100%；托管前，学校整体水平处于奉贤区“底部”，托管后，进入中等水平序列。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已经是柘林学校结束“被托管”的第4个年头。托管团队的撤出，并未对学校未来的“自给自足”造成重创。“已经有一批骨干教师被培养起来，骨干教师再带年轻教师。我们现在自己也能‘生产’名师。”杨品莲说。
在柘林学校被托管期间，静安区教育学会为其安排了3支团队。第一支队伍由教育局领导、教研所专家、学会专家组成，负责设计“改造方案”；第二支队伍每年由10名静安区资深教师组成，这些教师从周一到周五24小时住校，与柘林学校教师一起工作、一起备课研讨；第三支队伍是一支静安名师指导团，他们每周四要到柘林学校听课，对课堂教学提出意见。
名师指导团里的教师，从业时间都在15年以上，很多都是静安名校的教研室负责人。他们每周四早上7点从市区出发，8点半准时抵达奉贤。杨品莲说，开始柘林学校的年轻教师每逢周四就紧张，后来，大家竟都盼望起来，“感觉自己有进步了，想让名师再点评指导一下”。
研究一堂课该怎么上，过程是这样的。柘林学校教师先上一堂课，名师点评；课后，根据点评意见，做一份备课方案，QQ传给指导老师进行修改；下一周，指导老师再来听课，再点评，再修改。
杨品莲把这种“修来改去”的做法叫“磨课”。通常，一堂课在正式上课之前，至少要经历“三磨”。
城里教师到乡下，改掉一身“毛病”
受益的，远不止是“被托管”学校一方。全程参与4轮“托管”项目的刘正言告诉记者，这7年多来，他发现，以“受托方”身份进驻郊区薄弱校的教师们也受益匪浅。
他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市中心知名学校的教师，在公共舆论中的形象“并不怎么样”，有时候甚至还很糟。名校教师逢年过节收购物卡，寒暑假应家长邀请旅游，上课故意漏题课后开补习班再补题，一身名牌到学校上课等负面新闻屡见不鲜。
刘正言说，在托管过程中，静安区许多名校的教师长期（至少1年）驻扎在郊区农村薄弱校，“驻扎经历”对教师师德培养效果显著。
一名静安区某知名中学的数学教师，刚怀孕时就到郊区学校，住统一宿舍、吃统一教师餐，一直坚持到生孩子前的一个星期，还在上课。最后，孩子出生在奉贤郊区的一所医院内。
一名中学教师发现“被托管”学校有许多成绩“很差”的学生后，组织全体参与托管项目的教师免费给同学补课。教师们共用一套备课、补课材料，一名教师对两名学生，每天进行全科补习，“后进生”成绩有了大幅提高。
“谁说老师眼睛里只有钱？在郊区学校，看看他们的表现。”刘正言说，教育学会能提供给教师们的“工钱”也就一两百元一天，这些钱“不算什么”。他告诉记者，静安区已经有许多名校校长在听说“托管”成绩后，主动向教育学会要求加入托管项目中，“不为别的，就为锻炼一下这些名校老师。”
“能在市区教得好那些家教严格的学生不算本事，能在郊区艰苦环境下教好那些家庭文化层次不高、学习动力不足的学生，这才是挑战。”金建中认为，把“温室里”的教师们拉出去锻炼一下，意义非凡，“这才是教育的本源，既挑学生又挑家长的学校里，锻炼不出真正意义上的好老师”。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