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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后王朔时代的北京顽主”的石一枫，1979年生人，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我妹》等，其文幽默戏谑中见沧桑，充满了语言快感。他在微博上则自诩为“纯情少男”——到底有多纯情，看看这篇《暧昧才是有爱有未来的》就知道了。
——主持人 蔡梦吟
说个矢志不渝的先进事迹。
我在高等学府上本科的时候，有个外系的哥们儿从内蒙古来，被大家称为“闷倒驴”。这个外号好像来自他们家乡的一种白酒。记得此人倒是一点不闷，也没有像驴的地方，并且酒量不大，一喝就变成一盏通了电的红灯笼，善喷。后来毕业，“闷倒驴”算是学有所用，到一家网络公司去做了程序员。
大家都是刚毕业的学生，闲来还喜欢串来串去的，互相蹭对方单位的饭和劳保卫生纸。有两次我去中关村找“闷倒驴”，结伴儿出门的时候总见一前台姑娘对他侧肩媚笑，还给他留一杯大量加糖加奶的“办公室咖啡”。姑娘介于漂亮和不漂亮之间，眉眼让人想起某种尖嘴小兽，侧面看比正面看有风情。我们拿这事儿调笑他，“闷倒驴”也欣然接受：
“这是我的‘情儿’。”
究竟“情儿”到了什么地步呢？好像也仅限于侧肩媚笑和一杯咖啡。当时的“闷倒驴”房无半辆车只有俩轮子，而姑娘家里好像是个富有的回迁户，俩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亲不亲，阶级分，“闷倒驴”能够尝到的甜头虽然细水长流，但是臆想的成分远大于实质，属于空头支票。据说他也不是没想过更进一步，也打算约姑娘下班后去看电影，但随即因为心虚而作罢了。
有个朋友点醒他：“你们正在搞的，就是典型的暧昧啊。”
那人对于“暧昧”还有一个刻薄的阐释：俩字儿都和“日”有关，而一个假装有爱，一个假装有未来。眉来眼去算不算一种泛化的前戏，算不算和“日”有关系，恐怕还得弗洛伊德来解释。而假装的有爱有未来，则相当贴切地说明了这种勾当的微妙之处。只可惜当时的“闷倒驴”和大多数愣头青一样，都处在酒要喝吐了肉要吃顶了恋爱一定要抱团打滚的粗俗阶段，没耐心咂巴暧昧的味道。他在那个公司干了几年，又像很多IT界的有为青年一样，注册了个皮包公司，急吼吼地创起业来。与姑娘招呼也没打，一笑之间就此别过。
后来的“闷倒驴”经历了常见的人生起伏。最开始的几年，他有点儿像《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那个振保，“做人正在兴头上”，公司莫名其妙地赶上了一拨儿互联网的烧钱运动，摇身一变成了满嘴大概念的知本家。女人也自然不缺了，他迅速娶了个待价而沽了好些年的文科校花研究生，进而又有了真正的“情儿”，和一野模打得火热。那段时间也没人好意思管他叫“闷倒驴”了，外号一度变成“潘驴邓”。但是又过了几年，市场不太好了，他开始巧舌如簧地管朋友借钱，然后巧舌如簧地赖账，最后沦落到了巧舌如簧地蹭吃蹭喝的地步。情儿自然跑了，顺便卷了车和房子，老婆早已出国，适时地改嫁了一个国外汉学家。
也就是说，“闷倒驴”此时是一头闷头倒下的驴。好在无产者虽然一无所有但还剩下自身的劳动力，他和比他年轻七八岁的应届生们一同投入已经变得惨烈得多的就业市场，终于找了个工作，却还是原来那个公司原来那个职位。对于“闷倒驴”而言，历史还真是循环的。
历史的另一个循环，在于当初的暧昧对象仍旧还在，只不过已经从前台变成办公室主任，从姑娘变成离婚少妇。多年以后再次重逢，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那一套全免了，她报以“闷倒驴”的，仍旧是每天下班的侧肩一笑和一杯办公室咖啡。然而这时的笑与咖啡，就有了久而弥笃、沧海桑田的味道在里面了。我们几个朋友都劝“闷倒驴”索性主动出击一次，把缘分续上，像村里的闲汉和寡妇一样，搭伴儿过算了。毕竟俩人都闲着，毕竟这么多年后还能看他顺眼，这实属难得。
而“闷倒驴”的考虑却跟我们不同。他进而发出一番沧桑过后的感慨来：“这么多年，有哪个女的待我是真心，或者说爱好的不是我的钱而是我这个人？好像只有这个了。她为什么能够做到呢？就因为那种状态是暧昧。一旦捅破那层窗户纸，多半我俗了她也俗了。”也就是说，在如今的“闷倒驴”的概念里，暧昧才是有爱有未来的、超越了世俗考量的真性情，而它之所以超凡脱俗，恰恰因为不涉及实质关系，是羚羊挂角的“暧昧”。
“闷倒驴”的总结是：“我要捍卫暧昧的纯洁性。”
时至今日，俩人仍然维持着侧肩一笑和一杯咖啡的关系，活得跟早恋的高中生似的，精神世界看起来很丰满。
石一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