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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坐在贵州黔北山区一所村小的大铁炉子边，满头白发的朱敏才对国家外汇储备量、贸易顺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当地人眼里十分陌生的概念如数家珍，解释这些“高大上”的词汇时，他还会讲出一两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14年前，“黑头发多过白头发”时，朱敏才是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如今，他是这所山间村小的支教老师。
在学生眼中，朱老师的学问和山间的洼洼一样高深，以至于上朱老师的英语口语课根本不用翻开课本，“满堂飞溅”的英语词句逼着大家告别“哑巴英语”。但许多学生都不知道，朱老师和大家同是贵州老乡，1965年从贵州大学英语系毕业后，被国家派到坦桑尼亚、利比里亚、毛里求斯等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援助工作，他的同学龙永图后来成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首席谈判代表。
朱敏才在非洲工作了12年，1996年成为驻尼泊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这让他在北京市崇文区回民小学教书的妻子孙丽娜，过了43个月“外交官夫人”的瘾。
“穿旗袍、坐大奔、见国王、参加各种外事活动，特棒！”这些年，孙丽娜走到哪里都带着那时的照片和胶卷底片，如今，她和朱敏才一起在贵州的山村里支教了9年，旗袍压在箱底再也没穿过。
绿色抓绒外套、黑裤子、平底运动鞋是孙丽娜现在最常见的装扮。虽然出门去镇上赶个集也要在农用车上“哆哆哆”抖上几十分钟，但她仍感到很知足，“现在条件好多了，以前在黔西南的一个山上支教，一个月下山洗一次澡。”
原本应该住在北京的部委大院里安享晚年，怎么想起来到贵州山区支教？这是朱敏才和孙丽娜听到最多的问题。
朱敏才的答案是——“看电视看的”。
“我在电视上看见一个年轻的女老师背着孩子在上课，全校就她一个老师，实在太缺老师了。”朱敏才说，当时他就琢磨着自己有点文化，能去家乡帮帮她，“2005年，就有了这么一场说走就走的支教。”
自此开始，“说走就走”的支教变成了漫漫支教路。让老两口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尖山苗寨小学的支教历程：30多小时火车、7个多小时汽车、1个多小时公交车、1个小时摩托车，再走两个多小时山路，才到达尖山苗寨小学。初见这个小学时，老两口更是“惊呆了”。
简陋的两间教室是村民们每家背7000斤石头垒起来的，教室只有窗户洞，没有窗户，有的同学赤裸着上身，不会说汉语，学生来自村里的70多户人家，学校里唯一一个代课老师每月工资100元。
学校里最生动的故事是，唯一的代课老师曾经计划出门打工，学校里几十名孩子齐刷刷跪在教室门前，求老师留下，最终，老师流着眼泪没走。
朱敏才和孙丽娜带着铺盖卷留在了山上支教，住在公共厕所的隔壁，每个月下一次山，进城在小旅社花30元开个房间，理个发，好好洗个热水澡，再一头扎进新华书店看书。
老两口给苗寨的孩子们开设了英语、体育和音乐课，从早上7点到下午5点，两人的课都排得满满的，朱敏才还自创了一套“尖山棍法”，带着学生一起锻炼身体。
这样坚持了一年，老两口的身体都出了问题，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学生们从一言不发到“想当班长，还要上大学，有了自己的理想”。
但是，老两口也遭到过质疑和误解。他们曾收到一封山村教师寄来的“抱怨信”，大意是县里考虑年龄问题把二人的支教地点选在了县城二小，这位山村教师“感到非常遗憾”，遗憾的理由是“县城二小师资不足真是荒唐，如果名副其实的县城小学缺少教师，那遥远的山村学校岂不就没有教师了吗”，信里甚至挖苦说：“我们山区教师很平凡，没有县长、局长那么高贵显赫，难以呼风唤雨。”
这封信曾让朱敏才夫妇难受了好一阵子，他们没想到自己的支教会招致不满。
不过，更大的不满来自于儿女。
“闺女生孩子我们都不在，那是‘鬼门关’啊！后来，儿媳妇上产床，连抬的4个人都凑不齐。”孙丽娜说，女儿曾经跟自己哭诉过几次，但朱敏才总是强调孩子们超过18岁就别天天管着了。
9年里，孙丽娜几次回北京看病，顺便照顾照顾子女家里的事。今年3月回京体检时，孙丽娜一直有问题的右眼失明了，但没过几天，孙丽娜又回到了贵州的支教村小里，“这个有毛病的眼睛瞎了，也就不用费劲治了”，现在，她正准备着重新开始给孩子上课，用那只视力只有0.03的左眼。
常有人问这对老夫妻，“支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朱敏才的回复是：等干到身体不行了，爬不起来的时候就回去。孙丽娜的回答是，老伴在哪就跟着照顾到哪，“要不他一个人日子没法过啊”。
老两口的爱心和执着打动了阿里巴巴公益天天正能量基金，资助了他们10万元现金，老两口把这笔钱捐给了支教的村小，准备给学生们盖一个小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