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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听到了冷笑：读者都快没了，还谈什么理想读者！
忽想起2009年出过一本《为文学申辩》：这个人，也没人委托他呼唤他，自告奋勇地扮演起文学的辩护士。
文学面临着来自各个方向的质疑。这恰恰说明文学依然重要，它涉及我们如何认识和想象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焦虑和困惑投射于文学，对文学的种种不满，呈露着我们的分歧和分裂，以至于在想象的、审美的领域很难达成起码的交流。很少有人真的能够说清他要的是什么样的小说或诗歌，他只是觉得这不是我的文学，我很生气。当然，他很可能会接着宣称，他实际上没有时间乃至没有兴趣屈尊去读一本文学作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经历了一次“祛魅”。不仅是“边缘化”的问题，而且是，人们忽然意识到，文学作品原也是在市场上被拣择和交易的客观之物，于是乎，就有了许许多多脾气乖戾的“上帝”，人们又傲慢又挑剔又委屈地俯视着这一切，随时准备爆发他的无名之火。
真的是种种纠结：我们俯视文学，在骨子里，我们认为自己比那些卖文为生的作家更高明，对这世界所知更多；但同时，我们期待文学被我们仰视，作家应该站在几乎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但又同时，我们又对这种期待本身以及实现这种期待的任何努力发出嘲讽的哄笑……
在另一边，作家被巨大的社会景观吓住了，相比于这个高速旋转、奇迹迭出的世界，作家多么小多么无力。一次，一个作家朋友赞同地转述另一位作家的话：这个时代，生活大于想象，大于虚构。口吻好像是在念诵警句，但我不知道他想过没有，是否有一个时代，想象和虚构竟然大于了生活。
——我把这叫做“生活恐惧症”，或者“生活抑郁症”，一种亢奋的无力感。
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文学与我们究竟有何关系？我们期待于文学的是什么？在这巨大的、无所不能的“生活”面前，文学还能做什么？文学的价值何在？
我曾经试图“为文学申辩”，实际上，我是在和我自己辩论。我并不是那个理想读者、那个深刻地理解文学之价值并且能够恰当贴切地领会文学之精义的人，我想探讨的是：我如何成为这个人？这个人，他在这个时代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
不管有没有读者，我们至少可以想象理想中的读者。
李敬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