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越南近日宣布放弃2019年亚运会主办权的消息引发热议。越南总理阮晋勇解释称，越南不愿举办一届超出自身能力范围、又不能得到民众支持的亚运会。按此说法，似乎是亚运会庞大的赛事规模和高企的办赛成本吓退了越南，但事实却可能并非如此。
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今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越南放弃2019年亚运会主办权有其特殊原因。
已经公开的数字显示，越南有关部门申办2019年亚运会向国家提出的办赛预算为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不到10亿元。这样的投入连建设一座大型体育场馆都显得拮据，用于举办一届亚运会显然远远不够。“越南原来的想法是通过招商引资，补足举办亚运会的预算缺口。”魏纪中表示，但在实际招商过程中肯定出了问题，越南最后只能用国家追加投入的方式补上预算窟窿，但每增加一次投入，就会激起一次民众和舆论的反对声潮。2014年仁川亚运会即将在5个月后开幕，按照原定计划，随后就将进入河内亚运会的办赛周期。随着筹办亚运会的工作渐入高潮，越南政府需要为河内亚运会填补的资金也会越来越多，舆论抨击会更加猛烈，民众忍耐的底线随时可能被突破。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政府很务实地决定，与其等事态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不如早下决心，尽快卸下亚运会这个沉重的包袱。
但这样的决定却容易让亚运会被贴上“奢华”的标签。实际上，如果越南有关部门在申办亚运会时向国家提请合理的预算，而不是在招商失利后一次次请求国家追加投入，民众的反对声音也不会那么大。在魏纪中看来，越南成功举办一届亚运会所需要的合理预算，绝对在越南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内。“亚奥理事会从来没想过，让越南办一届可以比肩多哈和广州的亚运会。”魏纪中表示，“在亚洲范围内，东亚、西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可以在举办亚运会时投入较高的财力，但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亚奥理事会在决定亚运会的承办地时，没有要求所有承办国的承办条件都是一样的。大国、富国可以投入多一些，小国完全可以投入少一点，只要达到基本的办赛标准就可以了。”
魏纪中表示，2012年，亚奥理事会最终将2019年亚运会主办权授予越南河内时，也是相信亚运会的办赛成本不会超出越南的国力。
可以说，越南有关部门的决策失误是导致2019年亚运会主办权被迫易主的最主要原因。那么，越南为何当初在申办亚运会时没有充分想到后果？
“所有的国家在申办影响力巨大的顶级比赛时，首先考虑的都是社会效益和承办能力。”魏纪中表示，这种社会效益表现在国家形象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旅游业的拉动等方面，但因为太看重大赛的社会效益，有些国家会高估了自己的承办能力。越南以为国家预算可以投入得少一些，用招商的办法弥补预算缺口，事实上并未如愿；2004年举办雅典奥运会的希腊和今年即将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巴西，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奥运工程、世界杯工程不能按期完工，种种拖延工期的理由都是借口，归根结底就是国家的财力不够。
亚运会是亚洲顶级综合性运动会，影响力和受关注度决定了这项赛事不乏追求者。尽管，亚奥理事会从不要求每一届亚运会都办出2006年多哈亚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那样的“土豪”色彩，但不断抬高的亚运会办赛标准无形中会对之后的承办城市造成压力。
亚运会也在“瘦身”，以便让更多的亚洲国家可以承办。同时，亚奥理事会还推出了亚洲室内运动会、亚洲沙滩运动会和亚洲青年运动会等规模远小于亚运会的洲际运动会，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等地，还举办着区域性综合性运动会，此类赛事甚至在亚洲中小国家的中小城市都可以举办。
但这些赛事的影响力、受关注度远不如亚运会，如果承办国家高度追求所谓的办赛社会效益，他们也会对这些小规模洲际运动会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大失所望。
去年亚青会和东亚运动会分别在中国南京和天津举行，缺少大牌明星的比赛能吸引到的观众寥寥，这样的比赛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已沦为“鸡肋”。
“不是所有比赛都像亚运会那样，国家会遣尽精英选手展现最高水平。”魏纪中表示，“其实，精英选手不缺比赛，甚至是比赛太多了，疲于奔命。而属于广大普通运动员，尤其是青少年选手的比赛却太少，但这类比赛的确又对观众缺少吸引力，所以，这些比赛我们称之为真正体现重在参与的公益性比赛。我们不能以社会影响、经济效益去评价这类比赛。要知道，如果没有这类比赛，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普通运动员和青少年运动员，对于一些小国提升体育水平、各国青少年体育运动发展来说，将是非常不利的。”
但很多承办国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公益性比赛的属性和价值，“如果仅以商业价值的多少来论断公益性比赛是不是‘鸡肋’，那是非常片面的。”魏纪中表示。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举办顶级赛事还是公益性赛事，都要承办国家既考虑自己的能力和所需，又要充分了解赛事的背景，避免盲目办赛。
本报北京4月2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