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刑事发案率低，为何群众安全感却不高？
公安机关付出很大，为何群众满意度却不高？
公安机关的执法越来越严格规范，为何执法公信力却不高？
公安队伍越来越庞大，为何警力紧张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以往一个民警就可以管好一个乡镇，为何现在十几个民警都忙得团团转？
……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破除“计划公安”的思维，按照民意导向重构警务流程，把民意引入决策、执行、监督、评价、用人、问责等全过程，对原有警务模式作了颠覆性变革，建立全新的民意导向型警务模式，实现从官意导向向民意导向转变，从权力导向向权利导向转变。
“湖州经验”在让湖州3200多名民警从灵魂深处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的同时，有望率先破解在全国公安系统中普遍存在的上述难题。
“在公安体制上，破壁开窗，撕开一个口子让民意进来”
2010年年初，湖州市吴兴区公安分局要求公开民警手机号码，局里的这一“号召”引起了当地民警激烈的争论。
一位老民警情绪激动地说：“我做了一辈子警察，干了两辈子活儿，苦了三代人，这些我都认了。如果手机号码公开，晚上连家人也不得安宁了，这让不让我们活啦？！”
随后，“公安民警要不要公布手机号码”一事在湖州引发了全警大讨论。
讨论中，也有民警说：“我们常说视群众为父母，天底下哪有自己的子女不把手机号码告诉父母的道理？那岂不是变成不孝子孙了吗？”
刚到任不久的湖州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金伯中决定让事实说话，用数据发声。“不评不知道，一评吓一跳”，在随后进行的一次第三方民调数据测评中，湖州市三分之一的派出所所长群众知晓率不足10%。
最终，大讨论达成了大共识，大共识推动了大公开。湖州市公安局决定：从市公安局局长到基层民警手机号码，全部向社会公开。
“公安局领导的手机号码为什么不能公开？现实生活中，一些单位的内部通讯录，领导的号码一栏也都是空白，这是一种悲哀！”金伯中说。
“实践证明，手机号码公开后，老百姓也不会轻易打电话，无事骚扰民警。特别是下半夜，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事，老百姓肯定不会打电话。”金伯中说。
到2012年，湖州市派出所所长知晓率已经达到30%以上。
如今，湖州市每个居民楼的楼道口、乡村的重要路口都张贴着有派出所所长和社区民警照片和手机号码的海报，老百姓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派出所所长。
以阳光警务为突破口，2011年9月，湖州市公安局出台了深化警务公开实施办法，开发推出执法办案信息公开查询系统。除涉及秘密及个人隐私以外的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可实量查询、可跟踪、可定格、可复制，并对社会高度关注、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行政案件实行公开处理。
今年，湖州市公安局还将对群众关注度高、意见比较大的重大交通事故及火灾事故实施公开认定，行业场所检查、处罚结果也要向社会公开。
为让民意“落地”，湖州警方搭建了3个平台：“警务广场实体平台”，依托广场、公园等公众活动场所，每年开展固定的全市性“广场警务”活动日，在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建设集办证、接待信访、警民恳谈、咨询投诉等一体的常年开放式功能区。
“警务广场”虚拟平台。在互联网上设立“警务e广场”，依托有线电视网络建立虚拟视频平台，开通警务民生热线96100和手机短信系统，实现了电脑、电视和手机“三屏”联动。
社区警务平台。以警务站建设为支点，在广场、街面、大型商场、旅游景区等场所设立街面警务站、警务超市。
金伯中坦言，传统的警务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封闭式为主的运行模式。“尽管强调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要统一起来，但实际工作中还是习惯于按照上级决策部署开展工作，忽视老百姓的需求和感受。因此，在公安体制上，我们这是在破壁开窗，撕开一个口子让民意进来，真正加大了群众评判的权重，强化民意‘控股’的权威。”
民警围着百姓转
湖州市公安局“撕开一个口子让民意进来”，并没有让天塌下来，反而让民警围着百姓转。
湖州市经济开发区罗师庄社区位于城郊接合部，是个典型的“城中村”，有着近两万余名外来人口，不用说，这里的治安很复杂。
当过副乡长的54岁的社区民警马长林自担任罗师庄社区民警后，与30多家单位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建起了关爱新居民子女服务队、好邻居互助会、老乡帮帮团等11支1000多人的志愿队伍，把一个治安乱点变成平安新家园。
刚到罗师庄时，马长林感触最深的是群众对他的“不信任”，除了安在20多平方米车库的警务室，罗师庄社区几乎没人、没地方欢迎他这个“片儿警”。
为取得百姓信任，马长林想尽了各种办法。好在马长林当过妙西乡副乡长，有着多年的“接地气”经验。他借鉴小商贩的做法，用喇叭和录音机自制了一个“人工音响组合”，背在身上走街串巷地进行“自我推介”。
夏季，一圈走下来，胖胖的马长林已是大汗淋漓，不久肩上都磨出了泡。3个多月里，他身后的扩音机背带先后坏了3条。
马长林还利用街头巷尾的空白墙壁和警务室门前的宣传栏，张贴各种宣传画报，反复向群众宣传安全防范、法律法规等方面内容。
罗师庄社区百姓渐渐被这个圆脸“平民警官”感动了，认为这人“平和、实在”。慢慢地，罗师庄社区居民的家门一户户为马长林打开了。马长林的工作局面也随之打开。
王永年是吴兴区龙泉派出所民警，他从警30多年，当了10年所长。从2011年起，王永年破天荒地拉起横幅、摆起摊子，走进小区、菜场等地开展“所长服务日”活动。
“我们感到，这个忙那个忙，如果不为老百姓忙，再忙也是瞎忙；这个苦那个苦，如果不是围绕老百姓干，再苦也是白辛苦。”王永年深有感触地说，“现在不这样干不行了。只要老百姓满意，我们民警怎么干都愿意！”
围绕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湖州民警在改进行政管理、优化窗口服务的基础上，着力破解行路难、驾考难、户口迁移难等难点热点问题。
如何把民意转化为警务决策和警务行动？这对湖州新警务模式是个考验。从2010年起，湖州公安机关连续5年由老百姓投票确定年度“惠民十大行动”，2014年参与群众将近有4.6万人。
按照新的改革模式，湖州公安系统配套建立了民主监督、民意评警、警民合作、干部问责等一系列警务制度体系。同时，市公安局简政放权，严格控制专项行动，取消业务指标考核排名。
“给县区公安机关更多的决策权，给派出所更多的自主权。使他们有时间、有空间、有精力去根据本地民意诉求开展工作。”金伯中称。
“湖州经验”已超出实践层面一般探索
湖州市公安机关推进民意导向型警务变革即警务民主化，是2009年10月实施“警务广场”行动计划时提出来的。2010年8月，在安吉“天荒坪”会议上，湖州市公安局又提出“警务民主是公安工作的生命，是公安机关公正、廉洁执法的根本保障”。
不过，新警务模式在实施过程中，身为公安局长的金伯中还是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
湖州的警务变革，公安机关内部、理论界、新闻界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有的人认为警务民主化太敏感，应慎提或不提，还有人甚至认为这个观点根本是错的。
“其实早在2006年，我国著名学者俞可平先生就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言外之意是有些人认为民主是个坏东西。对警务民主化的各种疑虑集中到一点，就是警务民主化到底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金伯中说。
“让警务民主成就公安造福百姓！”2011年初夏，在“环太湖警务论坛”上，金伯中慷慨陈词，“对民主诉求深深地植根于人性的基本需求之中，人民期待社会更加平安和谐，期待社会充满公平、正义，期待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推进民意导向型警务改革就是推进警务民主化，尊重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治安和公安工作的发展规律，不仅是公安机关自身建设的需要，更是造福人民的必然要求。”
湖州的警务改革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关注。
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夏崇源在湖州调研时，对湖州公安探索构建的民意导向型警务新模式表示肯定，认为“湖州经验”形成了“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机关围着基层转”的良好工作局面，“推动了公安工作发展进步，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夏崇源表示，“湖州经验”的可贵之处在于紧紧抓住了“民意”这个核心，用百姓的眼光审视和考量社会治安，更多地用百姓的感受来做好公安工作，出发点是群众需求，落脚点是群众满意，支撑点是警务共同体，实实在在把公安工作的决策权和评判权交给群众，真真切切把党的群众路线转化为公安工作的体制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讲，‘湖州经验’已经超出实践层面的一般探索，对进一步加强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夏崇源说。
本报记者 何春中
